李绿园

人物简介

李绿园（1707年－1790年），原名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亦号碧圃老人。清代文学家，长篇古典小说《歧路灯》的作者，原籍洛阳市新安县北冶乡马行沟，生于宝丰宋寨（今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宋家寨）。

主要经历

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李绿园考中丙辰恩科举人。到40岁时，他三次赴京应试，都名落孙山，最后一次科考后，就留京谋职，当了3年教师。后经其学生举荐，李绿园被皇帝选任江浙漕运之职。从此，李绿园开始了他“舟车海内”的宦游生涯。晚年任思南府印江县（今属贵州）知县。20年中，他走遍大江南北，阅尽人世间百般风情，身经了宦海中沧桑变幻，留下了许多诗文名篇，并于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歧路灯》。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李绿园68岁，方回老家宋家寨。居家期间，他把《歧路灯》书稿重新修改一遍，到70岁时才脱稿刻印。《歧路灯》主要以康、乾盛世社会生活为背景，反映了富家子弟谭绍闻如何由一个败家子到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这也是一部中国小说史上仅有的以“浪子回头”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李绿园用他的巨笔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人物长廊，这部伟大作品为后人了解封建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李绿园逝世于北京，享年84岁。

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年又称碧圃老人。李绿园生于1707年，终年84岁。李绿园是清代文学家、长篇小说《歧路灯》的作者。今年恰逢李绿园诞辰300周年，8月30日上午，记者一行从市区向南出发，去探访这位文学名家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

李绿园出生时，《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7岁；李绿园10岁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他们是同一时代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的三位巨匠。

李绿园（1707年-1790年），名海观，乳名妙海，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别署碧圃老人。清河南汝州宝丰县人。他一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差不多与18世纪共始终。

他的祖籍在河南新安县，世居北冶镇马行沟村。祖父李玉琳是个穷秀才。康熙三十年（1691年）豫西大饥荒，李玉琳兄弟准备奉母逃荒，适逢洛阳岁试。李玉琳遣弟玉玠先负母赴南阳，自己留乡参加考试，试毕，玉琳持七十钱，星夜奔迹寻母，步行八百里而音问渺然。一日将暮，玉琳至南阳梅林铺，计穷情急，坐道旁呼天大号，突见弟仓皇前来，乃得团圆。这个“寻母李孝子”的故事在新安、宝丰一带流传很广，李绿园早年师事之前辈友人、乾隆年间有“中原名儒”之称的襄城刘青芝在他所写的《宝丰文学李君墓表》中记载了此事，还据此又写了《李孝子传》。1939年编修的《新安县志》中还收有此事。李玉琳逃离新安后再未回到家乡，流落到汝州宝丰县鱼山脚下的宋家寨（今属平顶山市郊区）定居下来。李绿园的父亲李甲入籍宝丰，为宝丰庠生。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李绿园就出生在宋家寨。他在69岁时写的《宦途有感寄怀风穴上人》诗的自注中记他襁褓时被起乳名之事：“余生弥月，先貤赠公抱之寺，师冷公和尚赐名‘妙海’，实菩萨座下法派也。”他的学名李海观也应该是由此而来。这时李玉琳一家已与当地河岸李村李姓土著联了宗，他的学名已是按河岸李李姓的世次来取字了。他们一家得到了河岸李村李姓的许多照看。他幼年就读于鱼山寺的义学中，蒙师就是他的祖父。他晚年在诗中回忆道：“抱书此地童龄惯，坐数青山藉草茵。”（《立夏登村右鱼齿山》）家乡优美的山水、淳朴的农村生活和家庭环境对李绿园厚道务实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李绿园十三岁时，入城应童子试，何时成为秀才不详。三十岁时。他考取了乾隆元年（1736年）恩科乡试举人。这时他正当壮年，和封建时代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希望通过科举、仕宦的道路来做成一番事业。在他中举的次年（1737年），他在赠友人的一首诗中豪壮地写道：

君不见隆中名流似管乐，抱膝长吟志澹泊。又不见希文秀才襟浩落，早向民间寻忧乐。一日操权邀主知，功垂青史光烁烁。男儿有志在勋业，何代曾无麒麟阁？（《李绿园诗文辑佚卷之一·赠汝州屈敬止》）在诗中他以诸葛亮、范仲淹为榜样，勉励自己。在这首诗中，他还写道：“莫耽读骚嗅兰茝,须念国计与民瘼。”表示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乡试中式后，李绿园把他的试卷辑录成册，请刘青芝为序。刘序称李绿园的“忧世之怀，壮行之志，殷殷时露行间”，又赞他“仪观甚伟，风气非常”。由此也可约略窥见绿园先生的志行风采。

李绿园中举前后，他曾在河南省会开封居住了很长时间。他的小说《歧路灯》就是以开封为主要背景的，书中所写的街巷、官署、寺庙等的坐落、方位、直走向等无不与实际一一相符，所写的风俗人情也是这一内地省城的真实写照。他还多次赴京会试，现存他的诗作中有六首与北京有关，《歧路灯》中对开封到北京的沿途风光描写得很具体详细，对北京的社会风情也多有展现。北京大约是李绿园除家乡和开封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但李绿园终未能博得春官一第，深为终身之憾。在《歧路灯》第七十七回中，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休说什么科副榜用不的，就是什么科举人也用不的，都是些半截子功名，不满人意的前程。”这很能道出他胸中的块垒所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父亲去世，葬父后守制在家。这时他已届不惑之年，对世情的练达历阅代替了少年的壮志豪情。虽然在科名上不尽如意，但毕竟是在他这一代，把一个普通农村读书人家庭，提高到乡绅的地位。他没有和他同时代的吴敬梓、曹雪芹那种因家道败落而对现实产生的愤懑，仍寄希望于封建纲纪伦常的复归。乾隆时期，朝政日益腐败，世家地主的败落和财产的再分配也日益加快。李绿园对窳败腐朽的社会有深刻的认识，看到了封建秩序的解体，官场黑暗，士人昏聩，世风日下，道德伦丧。他为官绅子弟一个又一个走上堕落败亡的歧路而忧虑，并从自己所历所闻的事实深感“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他在晚年所写的《家训谆言》中曾经说过：

近来浮浪子弟，添出几种怪异，如养鹰、供戏、斗鹌鹑、聚呼卢等是。我生之初不过见无赖之徒为之，今则俊丽后生、洁净书房，有此直为恒事。

人于浮浪子弟鬻产拆屋时，往往怜之曰：可惜！可惜！不知此固毫无足惜也。衣轻食肥，于天地既毫无所益；作奸犯科，于风俗且大有所损。他若常享丰厚，那些谨守正道，甘淡薄、受辛苦的子孙，该常常挑担荷锄、嚼糠吃菜乎？天道无亲，必不然矣！

他还说过：

问如今兴旺隆盛之室，那一家的祖宗不曾与患难相尝？那一家的子孙敢言与天地不朽？

他知道统治阶级的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煞费苦心地予以疗治。怀着这样的淑世心肠，他开笔撰写《歧路灯》。从他晚年在《歧路灯》脱稿后所写的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经过：

古有四大奇书之目……迨于后世，则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冒之。呜呼！果奇也乎哉！……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大蛊。偶阅阙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悯烈记》，喟然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绋感动于不容已。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园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

李绿园以“载道”的严肃态度来创作，至50岁时大约已写完了《歧路灯》的前80回，后“以舟车海内，辍笔二十年”，到老年才得以续完。

50岁以后，李绿园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活。20年中，他到过黔、蜀、吴、楚、齐、鲁、幽、燕等地，长江上下、运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曾在重庆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在他的诗作中记下了他的游踪：蜀道之难上青天，黔南之山黑如黝；吴头楚尾多冈岭，齐郊鲁城亦丘阜；若拟日落观雁峰，总是台牛马走。忽忆我到巫山峡，犹能仿佛十八九；白帝城下滟滪堆，黄陵庙边十二培；狼头恶滩石列姜，人鲊之瓮凹如臼。（《戊戌春正月坐横山惜阴斋……话山水》）

李绿园由蜀入黔到过开州、清平等地。千山叠嶂奇洞飞瀑的贵州山水，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黔中山万亿，邃窟什之九。我频历奥区，每每见洞口。峭壁横哨壶，斜瓮更侧。或惊飞泉喷，或讶阴风吼。”（《开州城北仙人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66岁时，在贵州思南府印江县作了一任知县，达到了他仕宦之途的高峰。这大约是从幕僚这一条路升迁上去的。在短短的一年知县任中，他留下了很好的政声。道光本《印江县志·官师志卷五》记载：

李海观，字绿园。能兴利除弊，爱民如子，疾盗若仇。乾隆己丑（？）秋，邑大旱，步祷滴水崖，雨立沛。百姓设筵迎劳，海观教之食时用礼，以度岁歉。欢如也。

旧时方志中这类记载，多有溢美之词。不过李绿园对自己这段生活是很自负的。他在晚年还不时念及印江，在诗作中写道：“梦中偶到印江地，犹见吁呼待抚民。”（《丙申今有轩梦余口占》）“揽镜拈须雪色新，颓然剩得一闲身。蛮烟几历荒绥外，蜃气曾终渤海滨。……平生不负称循吏，梦绕桐乡爱我民。”（《揽镜》）

当时贵州是清政府的采铅重地。贵州铅厂生产之铅运输到内地京城十分困难，开支浩大。李绿园在任上“以运铅之役，缺匮部项，几频于险”（《李绿园诗文辑佚》卷之二），这项公事造成的亏空，对他的离任可能有不小的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李绿园由黔经鄂西返豫抵家乡宝丰。这一年他68岁，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第二年他的次子李蘧考中进士，分吏部，以主事用。可能在这一年，李绿园开始续写《歧路灯》。约于乾隆四十二年初，他回到祖籍新安。三月，他的诗稿编定，题为《绿园诗钞》，四卷，有序。他在序中说：诗以道性情，裨名教，凡无当于三百之旨者，费辞也。余生平最喜孟郊“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王建“三日下厨房，洗手作羹汤”，朴而弥文，读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于唇吻喉臆间。……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诗人林立，而晋义熙之陶渊明、唐宝应之杜少陵、宋乾道之陆剑南，凡知诗者，莫为矢口先之，果奚以故哉？彭泽以祖侃宰辅晋室，耻为宋民；子美麻鞋见天子；放翁谕子以宋室恢复无忘告祭君父之谊，拳拳肝膈：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所以感人易入，不知其然而然也。

这段文字正是李绿园的文艺观，其核心是以理学为基础的“道性情，裨名教”，“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的文学创作思想。这一思想是传统的也是保守的，可以作为《歧路灯》一书的注脚，代表了《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歧路灯》续完，李绿园又写了序言置于卷首。新安族人留他常住，把子侄辈托给他教育，他就在老家北冶镇马行沟作了塾师，住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绿园由新安南返宝丰。不久，李遽迎养他至北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二十八日老死于北京米市胡同私邸，享年84岁。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歧路灯》

李绿园最受世人关注的代表作还是长篇小说《歧路灯》。

《歧路灯》的创作始于1749年，中间因“舟车海内”一度辍笔，1777年才脱稿，历时30年。小说一共一百零八回，60多万字。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的生活，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为清代文坛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

《歧路灯》以清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为时代背景，反映盛世背后隐藏的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小说以富家子弟谭绍闻如何由一个败家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为主要线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教育危机的严重性，为社会教育敲响了*钟，为误入歧途的青年找出了指路明灯。这部小说开创了我国教育题材古典小说的先河。小说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青少年堕落的四大原因：家庭教育不当，教师素质不高，社会交往不慎，个人意志不坚。概括出了古今青少年失足犯罪的一般规律，对于当代人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200多年来，《歧路灯》多以抄本流传，后经河南大学栾星教授校注，1980年，这本被誉为18世纪中国普通人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杰作才得以出版发行。

《歧路灯》是我国小说史上仅有的一部以“浪子回头”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李绿园在小说中劝诫世人:教子要严，延师要正，交友要慎。书中谭孝移的临终遗言，“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则是小说的主旨，堪称封建时代教育子弟的指路明灯。

后人对《歧路灯》的评价也很高，清乾嘉学者吕中一评李绿园是“以左丘、司马之笔，写布帛菽粟之文章”；近代小说史家蒋瑞藻称《歧路灯》“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朱自清先生认为：“《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歧路灯》的故事假托明代嘉靖朝事，实际上写的是作者当时代的社会情景。书叙河南省会祥符（今河南开封）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由盛而衰，败而复兴的经过。这家的独生子谭绍闻背弃了父亲谭孝移临终时要他“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嘱咐，在母亲王氏的娇惯下，择师不当，又受同辈浮浪子弟的引诱，逐步走上歧途。中途几次在父执、良师、义仆的劝阻下想改恶从善，无奈屡次旧病复发，终至倾家荡产。最后他在族兄谭绍衣的帮助下，浪子回头，重整家业，功成名就。李绿园以谭绍闻误入歧途又浪子回头这一线索为中心，突破了家庭的囿限，把描写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从省城到京都，从亳州到济宁，从北方乡镇到浙江海防，都是人物活动的舞台。小说“描写人情，千态毕露”，有姓名的人物就有二百六十多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式人物，应有尽有，展现了清代中期社会吏治腐败，世风浇薄、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凡此种种使《歧路灯》得以成为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艺术长卷，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构。

李绿园在《歧路灯》中为疗救青少年，提耳面命了八个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在第九十五回，他借谭绍衣之口，大声疾呼：“这是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是咱家子弟的‘八字孝经’”，要“镂之以肝，印之以心”，“用以为子孙命名世系”。李绿园以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从正反两方面来反复阐述这八个字，从而突破了作者的理学思想的禁锢，使小说表达出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蕴涵。

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清代社会的黑暗，真实地描画出各级官僚胥吏贪污受贿的无耻行径。书中的满相公说过：“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此可谓清代官场的真实写照。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形象地描写了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升沉，从而对时代的内涵和历史的进程作出了较为准确生动的表述。他以大量的笔墨写谭绍闻、盛希侨、张绳祖、夏逢若等官宦后裔不可阻挡的衰败，地主阶级后继乏人，谭绍闻的前妻、恪守三从四德的淑女孔慧娘在谭家站不住脚，终于郁闷成疾而死，作了理教的牺牲品。续娶的富商之女巫翠姐慕谭家的世家名声，却不理那一套三从四德的清规，看戏、打扮、摸牌，甚至和妓女平起平坐。她嘲笑谭家的败落，表现了市民阶层虽在潜意识中还残留着往日的卑谦，却以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气势向封建世家进逼的时代变化。

由于李绿园对世情的洞察，他写出的各种社会鬼蜮现象，有着勾魂摄魄兀现纸上的艺术魅力和认识价值。在这些群像中夏逢若从十六回出场，到一百回遣发极边结局，计有四十七回写到他。他像勾命的无常一样，拉谭绍闻下水，步步走上歧途。从这一封建破落户子弟的畸形人物身上，人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溃烂。

以“循吏”自诩的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塑造了一批能“通经致用”的儒生和奉法循礼的好官形象。谭绍闻的父执和老师娄潜斋，在全祥符城士人中唯有他“端方而多历练”。李绿园极称他才是“正经理学”，又借书中程嵩淑赞他：“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么？”娄潜斋中了进士出仕馆陶，“满馆陶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是说青天老爷。”李绿园还写了谭绍衣慈悲为怀，关心民瘼的德行。他在审理邪教案时，将录有教众名单的黄皮书私下烧掉，不予追查，表现了儒家“为政焉用杀”的观点。书中“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的情节，则表现了“士为民役”的观点。李绿园还在书中刻画了一些胸无点墨的冬烘秀才、士林败类。他斥责这些人，“说的不出于孔孟，就出于程朱，其实口里说，心里却不省的。他靠住大门楼子吃饭，竟是经书中一个城狐社鼠!……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搦住印把子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第三十九回）。这些都是和他遵奉封建法统，宣扬忠孝节义，关心民生疾苦，希望吏治清明的政治抱负一脉相通的。他还写在“太平盛世”下，农民“刮榆树之皮，挖地梨之根”以充饥，“鬻儿卖女以供籴，拆屋析椽以为爨”（第九十四回）；土豪管贻安霸占民女，逼良为娼，枉害人命还有恃无恐。这些情节的描写，使人感到李绿园对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事不堪问了的忧虑和悲观，对劳动人民所受压迫的关心和同情。他还在小说中反对急功近利的八股取士制度，批评戕害人性的二十四孝，同情再醮寡妇姜氏与谭绍闻有情而不能成为眷属，痛斥当时流行的术数之学、看风水、躲殃等迷信活动，认为“士农工商，都是正业”，这些都反映了李绿园求真务实的理性思考和正直的操行品德。李绿园在小说中还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理论，并且让书中的人物从正反两方面一一验证这些理论。他肯定戏曲等通俗文艺的教化作用。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加以认识和研究的。

李绿园的创作，把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反对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和艺术幻想，推崇杜甫“麻鞋见天子”的载道又写实的创作。这种载道的文艺观和世情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结合，正是《歧路灯》的特色。在题材的摄取上，李绿园不在捃拾稗官野史，也不用历史演义，即乏神魔灵怪，亦无英雄传奇，而是以谭家的变迁为构思主体，于此一个平常的家庭，既能写琐事，也能写婚丧豪奢，冷语热肠，有情有理，反写正写，劝诫讥讽均佳。他使《歧路灯》像中流砥柱一样，崛起于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之中。

李绿园写实主义的创作成就突出表现在《歧路灯》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他使许多人物以独特的风姿和魅力成为古代小说艺术画廊中具有永久价值的形象。李绿园打破了人物性格一出场就定型化的传统写法，写出了谭绍闻这样一个误入歧途堕落破败，后又重新走上正路的地主子弟的典型。同属这类转变型的人物还有盛希侨和王隆吉，构成了古代小说中前所未有的转变型人物系列。他所塑造的四十多名市井无赖匪类人物，也大多性格鲜明，声情各异。夏逢若是刁钻谲诈、奸猾狡黠、厚颜无耻的流氓恶棍，张绳祖是阴险世故、勾结官府坐地分赃的老赌棍，管贻安是粗狂鄙俗的恶少，茅拔茹是蛮横鄙猥、狠毒凶顽又低能的戏霸，虎镇邦是精于赌术、狐假虎威、色厉内荏的兵痞，可谓面目截然不同，各具精神形色。市井无赖夏逢若的形象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书中许多女性形象的刻画也很成功。不但王氏、孔慧娘、巫翠姐、冰梅以及惠养民妻滑氏这些重要人物形神毕现，各具个性，就连那些出场不多的小人物，如寡妇姜氏、巫婆赵大娘、官媒薛窝窝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使人过目不忘。这些人物全从李绿园所历所见的生活中来，故能突破其它小说类型化的描写，达到典型化的水准。李绿园不重人物面貌和服饰的静态描画，而善于以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加以对比和映衬，从而使人物形象相得益彰。《歧路灯》的语言简炼精当，书卷气和俗语俚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雅俗得当，很富于表现力。人物语言各依身分，读来如闻如见，凸现眼前。

在《歧路灯》的结构上，李绿园按起承转合苦心孤诣地加以设计安排，大开大合，首尾照应，滴水不漏，经纬分明。随着故事的开展，小说描画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社会风俗画面。他善于用含蓄的对比手法和委婉的讽刺技巧，使《歧路灯》达到了旨微语婉的讽刺效果。他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地叙写，没有怪诞和变态，反使讽刺笔墨入木三分更为发人深思。

当然，小说中的理学说教，相似情节的重复，庋学问，掉书袋等毛病，严重损害了《歧路灯》的艺术成就；全书的道学气也影响了读者的欣赏胃口。特别是八十回以后，是他晚年续写的大团圆结局。这种强扭的结局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致使不少人物性格前后脱节。他自己也感叹道：“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

评价李绿园的小说创作，应当注意到《金瓶梅》的影响。李绿园指斥《金瓶梅》是“诲淫”“宣淫”之书，他要反其道而行之，“借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他在小说中表白：“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但实际上他“深得《金瓶》壸奥”。两部小说都把故事的背景假托于前朝，而用写实的态度，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反映了各自时代的社会生活。《金瓶梅》写西门庆由盛至衰，重点写其盛；《歧路灯》写谭绍闻由败而复兴，重点写其败。两书中不少人物性格有相通之处，特别是那些妇女和市井无赖形象。但李绿园的略貌取神、语言精炼的白描手法较《金瓶梅》则更加纯熟。由《金瓶梅》到《歧路灯》，可以约略看出文人独立创作世情小说的发展轨迹，标志着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艺术进入了成熟阶段。

朱自清先生在评价《歧路灯》时指出：“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惟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歧路灯>》）李绿园无愧是我国古代第一流水平的长篇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