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遇刺

基洛夫事件，即1934年12月1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事件。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精神病人的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了一下，转过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这就是基洛夫遇刺事件。

简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耶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

2009年12月1日，在前苏联领导人-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遇刺75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解密了一批与基洛夫案相关的文件。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宣布，包括凶手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日记在内的58套文件，已经移交至圣彼得堡市基洛夫博物馆。

1904年，尼古拉耶夫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父亲，再加之其身体一直不太好，长大成人之后，性情变得暴躁异常。

18岁时，他成为了联共（布）党员；21岁时，他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1925年，他与比他大3岁的拉脱维亚姑娘米丽达·德拉乌列结婚，并很快就生了两个漂亮的儿子。虽然曾经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但他总是不能在任何单位工作很长时间，无数次更换工作之后，1933年10月，他转至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单位-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担任党史流动宣传员。

此后不久，党史研究所内部征召党员投入运输系统，可尼古拉耶夫却拒绝到铁路上出长差，理由是他身体不好应该疗养，并且，他还有两个年龄尚小的孩子。结果，他被双开了：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

尽管被开除后不久，尼古拉耶夫的党籍又被恢复并接到了到工厂工作的建议，然而，曾经拎过公文包的他却并不甘心去干体力活，他开始频繁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各位领导人-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写信控诉自己受到了非人待遇。在给卫生人民委员会的一封信中，他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在7月1日之前给我回答-让还是不让我去疗养。我该得到疗养许可证了。”

此外，他还提出要求，到列宁格勒州的疗养许可证，他还不要，他需要到最好的地方疗养。

当然，这些控诉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而且，作为一个失业者，他甚至被剥夺了食品供应证-他的家庭只能靠其夫人米丽达一人来供养。当时，有15年党龄的米丽达已出任了列宁格勒州重工业局视察员。

除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写控告信之外，尼古拉耶夫开始了写自传体日记。在日记中，他写道，他已经30岁了，准备将这本自传留给儿子马尔克斯及列昂尼德做纪念-作为一个失业者，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在这本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起意报复当权者，并如何准备这次谋杀的。1934年8月，长时间的不得志已让尼古拉耶夫接近疯狂，他不仅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而且还准备轰轰烈烈地死去。“我的枪击，将类似于日里亚波夫的枪击！”在日记中，尼古拉耶夫写下了这样的誓言。安德烈·日里亚波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他是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主谋之一。

显然，尼古拉耶夫已将其刺杀目标锁定为其所在地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格勒州州委书记基洛夫。

1934年12月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基洛夫进入州委办公大楼斯莫尔尼宫，并沿主楼梯来到了三楼。据基洛夫博物馆的资料显示，就在基洛夫从主走廊拐向左边的走廊准备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后脑中枪倒地。闻声冲出来的工作人员及*卫人员，在基洛夫的尸体旁抓住了手持左轮手枪、有些神经质的尼古拉耶夫。15分钟之后，医生将基洛夫抬进其办公室进行无效抢救之际，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米丽达也被控制起来。

尼古拉耶夫被抓后，立即接受了突审，不过当时他情绪已经失控，直到当晚21时被第二次提审时，他才断断续续地作了较有逻辑性的交待。

关于凶器的情况，安全人员倒是很快就查明了：尼古拉耶夫行刺时所用的左轮手枪，早在1918年他就拥有了，1924年他从苏联政府手中得到了相应的持枪证（编号4396），1930年4月，重新注册（证件编号12296）。

虽然基洛夫在政治局中仅排名第八，但他是斯大林坚定的追随者，在1920年代初，在苏共全党的大辩论中，他坚决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1926年，他到列宁格勒接替季诺维也夫任州委书记。

同时，他和斯大林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斯大林的卫兵在回忆录中曾表示，长时间的聊天之后，斯大林甚至肯把自己的床让给基洛夫睡，自己则跑到一边睡沙发。

基洛夫遇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暴跳如雷的斯大林立即下令开始准备特别专列，他要亲赴列宁格勒察问此案。12月2日上午10时30分，斯大林带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多位高级领导人乘特别专列赶到了列宁格勒，下车伊始，他就在列宁格勒火车站痛骂了前来接站的国家安保人员。

抵达列宁格勒的当天，斯大林就亲自提审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安全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亚戈达、叶若夫、阿格拉诺夫也先后提审了尼古拉耶夫。不过，在所有的审问中，尼古拉耶夫都坚称，他是单独用私人武器完成了谋杀。

除提审尼古拉耶夫之外，斯大林在12月2日还决定提审案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案发后马上被捕的基洛夫的卫队长鲍利索夫-正是他陪同基洛夫上了三楼。然而，就在去见斯大林的路上，鲍利索夫却因车祸死于非命（车中的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受伤）。

相信这一“意外”肯定在加深斯大林愤怒的同时，也让斯大林感觉到了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因此，斯大林突显了其行事残忍果决的一面，一道其亲手准备、被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里·沙巴瓦尔称之为“恐怖宪章”的命令出台了：以后类似案件必须在10天内侦结，极刑判决之后则立即执行。

基洛夫的遗体，很快被运到了莫斯科，12月6日，斯大林亲自为之主持了盛大的葬礼，并为其抬棺。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基洛夫的逝世，是继列宁逝世之后，令党和国家最为痛苦的事情了，那种悲痛甚至超过了捷尔任斯基逝世时的悲痛。”

12月29日，尼古拉耶夫及其13名所谓“列宁格勒中心”同伙被处决，在此之前，已有103名前白俄近卫军成员被镇压。

两个多月后，因丧失*惕而被开除出党的米丽达也于1935年3月10日被枪决。除米丽达本人之外，她的妹妹及妹夫同时也被镇压。此外，尼古拉耶夫的兄弟彼得·尼古拉耶夫，米丽达的哥哥彼得·德拉乌列也相继被捕。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姐姐、堂兄也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其母则被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居住。

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儿子，6岁的马尔克斯、3岁的列昂尼德，也被送进了福利院。马尔克斯直到80来岁的时候，才从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扬娜的档案资料中，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照片-2005年8月17日，经公民马尔克斯·德拉乌列提出申请，俄联邦总检察院仔细研究相关文件之后正式宣布，尼古拉耶夫之子马尔克斯·德拉乌列为“镇压受害者”，其政治镇压受害者的地位被正式确认。

其实，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马尔克斯·德拉乌列即使是成年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和著名的基洛夫案有关系。直到2005年1月，在电视中看一部有关基洛夫案的电影之际，让一直在使用母姓-德拉乌列这个姓在俄罗斯非常少见-的他在仔细研究有关凶手孩子们的资料之后，才突然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凶手”的儿子之一。

“我不记得父母了，”他在自传中如此写道，“我只记得6岁之前，我是住在列宁格勒，住在一所C型的大楼里，家就在拱门的上边，亲人则有爸爸、妈妈、奶奶及小弟弟列尼亚，1935年1月，我进了维堡区的第44儿童福利院。”令人遗憾的是，马尔克斯一直没能找到任何与弟弟列昂尼德有关的音信。

而尼古拉耶夫全家因之而变得悲惨无比的命运，只是一个更大悲剧的开始——利用基洛夫案，斯大林发动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清洗。

事件

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逮捕、大处决运动，先后牵连500万以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物和普通百姓，他们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这场血腥的镇压、清洗运动引起世人的震惊、关注和困惑，成为国际共运和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的真相却被掩盖起来。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作出决定，批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迫害致死者建立纪念碑。

1988年11月26日，苏联“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的“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在大清洗时期无辜的受害者。成群结队的苏联人，在莫斯科展览大厅陈列室看到大量发黄的历史照片、档案材料和书信遗物，惊悉数十万个冤魂在十月革命后遭受种种迫害的惨状，无不为之潸然泪下，心潮激荡。至此，这一事件的真相才逐渐公诸于世。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凶手尼古拉耶夫在逃离现场时被当场抓获。有关资料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谋杀。基洛夫喜欢在列宁格勒散步。有一次散步时，一个过路人因企图靠近基洛夫而引起鲍利索夫等*卫人员的注意。他们把可疑的人拘捕了，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他皮包背后有一处开口的地方，从中可以不打开皮包就抽出上了子弹的手枪，里面还有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

尼古拉耶夫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局，但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又被放了出来。没过几天他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卫人员拘捕了，从他手上第二次找到那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列宁格勒内务局工作人员释放尼古拉耶夫引起了基洛夫*卫人员极大怀疑，其中有一些人表示抗议。但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别*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没收并被威胁说要开除他们的党籍。恐怖分子尼古拉耶夫再次被释放了。尼古拉耶夫终于在斯莫尔尼宫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打死了基洛夫。

基洛夫被暗杀的当天，斯大林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就赶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斯大林问凶手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凶手马上瘫跪下去，并指着斯大林身后契卡人员喊道：“是他们逼我干的！”这时几个契卡人员跑到尼古拉耶夫身边用手枪托打他，血迹斑斑不省人事的尼古拉耶夫被抬到外边。当场一些人都认为尼古拉耶夫在审讯时被打死了，实际上他被送到监狱医院，费了很大的劲才被救活。

接下来该受审问的是基洛夫的*卫队长鲍利索夫，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利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车，里面坐着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当汽车驶过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契卡人员突然转动了一下方向盘。司机设法防止了撞车事故的发生，汽车只是侧面擦了墙，又继续向前行驶，一直开到审问的地方。但是，鲍利索夫已经被人用铁棒打死在车里了。医学鉴定做了假的结论，说鲍利索夫因汽车事故死亡。做医学鉴定的医生，有些活到苏共20大以后，他们说鉴定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棍棒打在头上致死的。

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成员，这个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名为“列宁格勒总部”。12月27日又公布了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说谋害基洛夫只是这个恐怖组织长远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暗杀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

1934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10多名成员被捕。在审讯中，季诺维也夫等人虽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暗杀事件有任何牵连，但承认过去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客观上助长了苏联国内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承认对暗杀事件“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但事实上，这种承认并不能成为“暗杀活动的后台”的罪证。依据审讯结果，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判处10年、5年及其他不同期限的监禁。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杀害的秘密信，*告各地党组织要提高革命*惕，防止敌人采用“极端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反革命巢穴。在这前后，对被控和“列宁格勒总部”以及“莫斯科总部”有牵连的干部，进行紧急逮捕。在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被称为“基洛夫激流”。

基洛夫被暗杀，触发了苏联全国性的肃反清洗运动。

由雅戈达领导的英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揭露了杀害基洛夫的卑鄙凶手，证实了这件血腥罪行是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反革命集团的命令策划和实施的。

被捕者共77人，其中主要是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上，他们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后来统统被枪毙了。可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谋杀基洛夫这件事恰好与雅戈达本人有关。权力无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所有可以想像得到和难以想像的暴行都承认不讳。

当人们读到雅戈达在审判中的陈述时无不大为震惊：“1934年夏天，叶努启泽通知我，‘托洛茨基右翼集团’中央，已通过杀害基洛夫的决定，李可夫直接参与了这个决定。于是我知道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正具体策划着这次谋杀。叶努启泽坚持要我别对这次行动进行任何阻挠。因此，我不得不向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副局长的扎波罗热茨建议，不要阻挠对基洛夫暗杀行动的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扎波罗热茨通知我，内务人民委员部拘捕了尼古拉耶夫，从他那儿搜出了一支手枪和基洛夫的行经路线图，尼古拉耶夫已被释放。”在白雪覆盖、广袤无垠的国土上，无数的人们在翻阅报纸，他们被震惊得瑟瑟发抖。这是做梦、是海市蜃楼还是幻觉？啊，这是事实，由证人的供状所证实的事实！在法庭上，雅戈达的心腹，他的秘书布兰诺夫说：“雅戈达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忠实的人。我在场时他同别人谈话毫无避讳。雅戈达曾对我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局工作人员鲍里索夫参与了基洛夫谋杀事件。

当到列宁格勒来的政府官员将这个鲍里索夫召到斯莫尔尼宫-将他作为证人对他进行审讯时，扎波罗热茨大为不安，担心鲍里索夫供出他幕后的人，于是决定杀掉他。按照雅戈达的指示，扎波罗热茨的办法是：让运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车祸，把鲍里索夫在车祸中杀掉。”雅戈达于1938年3月15日被处决，这是在侦察基洛夫谋杀事件过后四年的事情。

不久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斯莫尔尼宫里那声枪响，早被飞机炸弹的呼啸和大炮的轰鸣淹没。

到了50年代中期，官方对于基洛夫被刺原因的说明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那是斯大林在尼古拉耶夫开了致命的一枪之后几天立刻作出的结论：尼古拉耶夫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指示执行了这个暗杀行动，季诺维也夫当时住在莫斯科，领导着反革命的“莫斯科中央”。在列宁格勒，还与之平行地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央”，它从国外接受托洛茨基谋杀基洛夫的指示。

这一指示得以成功执行，仅仅是由于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与“右翼”分子，即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人联系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同他们过从甚密的雅戈达，从而保证了凶手们得以接近目标。雅戈达得到有关指示后，即传达给“自己”人扎波罗热茨，物色一个执行者就只是技术问题了。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偶然被选中了。他是一个被开除出党和解除公职、对领导恨之入骨的人。这个说法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能不了解清楚，杀害基洛夫有可能正合于斯大林的心意，因为斯大林可能不会放过利用这一事件去消灭反对派原来那些领袖的机会。然而在30年代流行起来的这个说法，在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再三重复，作为确定无疑的真象已经根深蒂固。

驳斥

关于基洛夫之死，赫鲁晓夫是第一个驳斥官方说法的人。

在秘密举行的二十大上，他报告说：“应该说，与谋杀基洛夫同志有关的各种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不解、叫人猜不透的地方，需要作最细致的调查。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负责保卫基洛夫的人中有人为杀人犯尼古拉耶夫帮忙。在凶杀案发生前一个半月，尼古拉耶夫已因行为可疑而遭拘捕，但连调查也还未进行就将他释放了。而最值得怀疑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1934年12月2日，负责基洛夫安全工作的一位肃反人员被带去审讯时，他竟然在“车祸”中被害，然而，那次护送他的人中没有任何人受伤。

基洛夫谋杀事件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停了职，只受到很轻的处罚。但在1937年又被枪决了。可以认为，他们后来被处死，是要为基洛夫谋杀事件的组织者灭口。”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引述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官方的说法。按官方的说法，基洛夫被杀是按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旨意办事，尽管后二者在审判中承认对谋杀负政治和道德责任。

斯莫尔尼宫内发生的悲剧有了新的材料：基洛夫的卫士鲍里索夫，据某些材料透露，曾事先*告基洛夫有可能被人谋杀；他两次抓住带着武器正对基洛夫进行追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奉某人之命将他放走，而自己最终被干掉了。

清除两三个“层次”上的潜在见证人，照赫鲁晓夫看来，这是斯大林的手法。赫鲁晓夫在第二次又公开地回到他饶有兴趣的题目上来时，指的就是这一点。

下面摘引他在苏共中央1961年二十二大总结发言中的片断：“有一个事实引人注目：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拘，并从他身上搜出武器。但根据某人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

正是这个人带着武器来到斯莫尔尼宫基洛夫经常出入的走廊上。不知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谋杀的一瞬间，基洛夫的卫士长却远离基洛夫，虽然按规定他无权这样远离被保卫者。

另一个事实也实在离奇。送基洛夫的卫士长去审讯时-他应当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来审讯，而在途中，正如后来驾车的司机所说的那样，却由护送卫士长去受审的人故意制造了一场车祸。

他们声称卫士长已在车祸中丧生，尽管实际上他是由押送的人杀死的。后来又将杀死他那些人统统枪毙了……有谁能这样干呢？现在正在详细调查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情况。”

相关信息

沙图诺夫斯卡雅的调查

1960年，为调查基洛夫谋杀案，苏共中央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什维尔尼克领导。他们询问了数千人，研究了成千上万份材料。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最积极的是奥莉加·格里戈里耶芙娜·沙图诺夫斯卡雅。她是革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基洛夫一起在外高加索工作，1937年曾受到处罚，50年代从科雷马重返工作岗位。赫鲁晓夫十分了解她，建议她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沙图诺夫斯卡雅进行了两年的调查。千百人向她揭开了他们30年来简直不敢回忆的秘密。她作了一件了不得的工作，积累了64卷文件。由什维尔尼克、沙图诺夫斯卡雅签名递交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书确凿无疑地证明：基洛夫是按照斯大林的秘密指示被杀的。这个委员会作出的结论，正如人们所公认的，成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发言的基础。有证据证明，在阅读过的资料的影响下，赫鲁晓夫甚至在中央主席团提出了重新评价30年代的诉讼案问题，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皮亚塔科夫-索科里尼科夫集团、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人。但赫鲁晓夫半途而废了，或因他本人决心不够，或因缺乏老一代战友的支持。根据沙图诺夫斯卡雅的证明，在向中央主席团委员送发基洛夫谋杀案情况及其他诉讼案的报告书之后，赫鲁晓夫要求将所有收集到的材料存档。对沙图诺夫斯卡雅起初的反对意见，赫鲁晓夫回答道：“现在他们对我们还不理解。我们15年后再提此事。”然而他的许愿并未实现-两年之后，他已被他的老战友们赶下了台。还在他被免除一切职务之前，沙图诺夫斯卡雅就已退休。她过去那些证人纷纷前来找她。他们说，有人在重新从他们那里取证。沙图诺夫斯卡雅明白，人们在对委员会的结论作重新评价。果然不出所料-在佩尔谢领导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新的委员会开始了工作。然而，一切又沉寂下去，一直沉寂了整整20年。无论在哪儿-在传媒上，在历史文献中，还是在学术界，有关斯莫尔尼宫那场悲剧，连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一直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这种缄默的抵制才告中断。沙图诺夫斯卡雅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下面就是这篇“侦破小说”的作者与她的谈话的简要笔录：第一，沙图诺夫斯卡雅认为，由于基洛夫声望日增，又由于在十七大开会期间，一些中央委员在奥尔忠尼启泽家开会，曾讨论推翻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对此有所了解，所以他有理由感到担心。关于这次有科肖尔、埃赫、舍博尔达耶夫及其他人参加的会议，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沙图诺夫斯卡雅是从叶莲娜·斯莫罗金娜，即已被镇压的共青团领导人彼得·斯莫罗金的妻子那儿，以及从基洛夫的老同志阿列克谢·谢瓦斯季扬诺夫那儿了解到这些事的。基洛夫夏天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度假时曾对谢瓦斯季扬诺夫说过：“斯大林现在要置我于死地了。”从那时起，他一家就经常处于恐惧之中。关于在奥尔忠尼启泽家开的那次会议，一位1911年入党的党员，基洛夫的妻妹C.Л.马尔库斯，也对沙图诺夫斯卡雅说过-仿佛是听基洛夫亲口讲的。第二，斯大林对尼古拉耶夫的审讯。诚然，审讯时的谈话没有进行记录。但她相信，尼古拉耶夫立即向斯大林报告，四个月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一直怂恿他去杀人，还硬说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由于承认了这一点，尼古拉耶夫在办公室里就被毒打一顿。布尔什维克奥帕林证实了这一事实。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沙图诺夫斯卡雅，他援引了参加审判的列宁格勒检察长帕利恰耶夫的话。这位检察长知道，他是陷入了某种幕后斗争，他现在是该倒大霉了。他终于开枪自杀，但在自杀之前，他把此事告诉了他的朋友奥帕林。还有一个证人，也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的朋友德米特里耶夫。丘多夫和检察长帕利恰耶夫一样，也参加了审判。丘多夫在被捕以前，得以将审判期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德米特里耶夫。第三，基洛夫的私人*卫鲍里索夫曾事先*告基洛夫处境有危险。他在被送往斯莫尔尼宫途中，在车上被护送他到斯大林那儿接受询问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用钢钎击中头部死亡。1934年，人们都说车祸是因为汽车出了故障，是由于那一溜平的墙壁，鲍里索夫就撞死在那墙壁上。沙图诺夫斯卡雅遍寻驾驶那辆汽车的司机库津，他竟然奇迹般地在劳改营中不曾蒙难。他说，坐在他身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方向盘，使汽车向墙壁冲去，但他及时扭转了方向盘，因此只使汽车的前灯遭到损坏。”这车祸实在太具有戏剧性了。鲍里索夫的脑袋被用石头一顿好打，”库津说道。库津的口供是自相矛盾的：1934年他讲的是一套，1937年他讲的又是一套，而到了1961年，他却又有了第三种讲法。在6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口供：“是发生过车祸，发生过，鲍里索夫是在车祸中死亡的。”得了，库津的事全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马穆申，一个马穆申！马穆申是谁？他就是那个外科医生！他解剖了鲍里索夫的尸体，及时提交了人们要求的那些供词。只是在1962年临死前，才向他的朋友拉特涅尔透露说：创伤的性质毫无疑问-是头部受到猛烈打击而死的！第四，尼古拉耶夫曾多次被基洛夫的*卫拘捕。有一次还在身上发现一个皮包，里面有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和一张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然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将他释放。1938年，在宣判“托洛茨基右翼集团”分子时，被告雅戈达承认，是他向扎波罗热茨下命令，将被拘捕者释放的。因为叶努启泽和李可夫下了这样的命令。沙图诺夫斯卡雅认为，这个命令来自一个更高的人物——斯大林。

研究

还有一个人对赫鲁晓夫说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赫鲁晓夫说法的基础，我们知道，是沙图诺夫斯卡雅参与准备的那些报告书。此人便是A.基里琳娜，苏共列宁格勒州党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在苏维埃年代便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大量的档案资料。她要求通过文献和事实了解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带着情绪撰写历史。她得出了与沙图诺夫斯卡雅完全对立的结论。她在报刊上撰文指出，无论直接或间接的，可以说明斯大林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证据从来就没有发现过。她认为，“赫鲁晓夫在证明斯大林参与基洛夫谋杀案时，实际上是沿着30年代调查的证明模式：预谋了一场车祸，违反了保卫工作规则，在斯莫尔尼宫拘捕过尼古拉耶夫。差别只是在于：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以那辆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司机的证明为依据，这位司机还奇迹般地活着；而雅戈达和他的秘书布兰诺夫干脆就承认了这些事实。”基里琳娜无论如何并不忽视车祸、谋杀或鲍里索夫自杀这些事实（这样的预测也是有的——作者），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插手这些事件，但她认为，要摆脱研究者们趋之若鹜的已经习以为常的思路，同时必须在其他方面搜集信息。第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处于二十大引起的巨大感情波涛之中，它的活动明显具有指控斯大林的倾向——这一点连普通人都看得清楚。但研究者不应当受到形势的诱惑。基里琳娜就是对恐怖主义者个人表现出很高兴趣的少数人之一，这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1934年12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报上报道说，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原列宁格勒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他生于1904年。在起初一些日子，如果人们还能在群众集会和报纸上回忆起这个名字，那也仅是否定的，受到一片咒骂。渐渐地，这个名字被普遍遗忘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已被处决，这种命运也落到他妻子头上，他母亲、兄弟、两个姊妹、妻妹及其丈夫，都无一幸免。尼古拉耶夫在斯莫尔尼宫开枪时年仅30岁，他出生在彼得堡，念完了六年级。1920年入团，1924年加入联共（布）。他在11岁前因患病无法步行。1926年，医疗委员会指出他有生理退化征象，双手呈猴爪状，双腿短小，驱干增长。在列宁格勒一个档案馆中曾发现尼古拉耶夫的应征附卡。上面写道：“根据医疗委员会109号令第15条，免予入伍前的军训和在红军中实际服役。”他的性格特征渐渐显现出来：心理、行为都不稳定，有时使人讨厌，在小事上老是纠缠不休，有时脾气暴躁。常常同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为每一件小事而同别人争吵。那些推销政治读物的义务推销员，照他的说法，因为好长时间没找补他的钱，他就要同别人干仗，因为他订阅了这种书，交付了订阅费，就是说，既然不履约，就该马上把零头找补给他。尼古拉耶夫外出时，骑上自行车，将别人撞伤，人民法院责成他向受害公民赔偿损失，他到处提出上诉，既折磨受害者，又使审判员吃尽苦头。他什么工作没有干过呢，无论是办事员、钳工助手还是刨工？他到过萨马拉，在那里当了一年半责任人——乡苏维埃书记。不错，那是彼得格勒最饥饿的一个时代——是在1919～1920年间。回到这座家乡城市，他在维堡区干上了办事员，又当过维堡区团委的事务长，过后又去了卢加，在县团委任同样职务。后来突然又成了“红星”工厂的钳工助理，又在“红色军械厂”和卡尔·马克思厂干起了刨工。从1932年5月到8月，他担任过州党委指导员，后来，到1933年10月前，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物价检查处工作人员。1933年夏天，取消了物价检查，尼古拉耶夫又回到州党委——这次是到了文化宣传处。1933年10月，又从那里进入联共（布）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他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党史委员会指导员。1934年4月8日，研究所审查尼古拉耶夫的个人案件。党组织全体大会通过决议，将其开除出党，因为他“拒绝到区委参加动员党员从事交通工作选拔委员会，对这件事情采取庸俗态度，对党员领导人故意无端责难”。开除他出党前4天，研究所行政领导宣布了开除他公职的命令。解除他职务的原因完全不是他不胜任，而正如命令中所说的，是“拒绝党委的差遣”。解除职务的理由，从法律的观点看并不合法，法院是可以恢复他的工作的，但是……尼古拉耶夫是在党的机关任职，法院对这类机构的劳动纠纷却不予受理。如果不是这个惹祸的命令，基洛夫或许不会被击穿脑袋，倒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对于开除出党和开除工职的决定，尼古拉耶夫表示反对。他向联共（布）斯莫尔尼区委提出上诉。纠纷审查委员会考虑到尼古拉耶夫已真诚悔过，没有批准研究所党委的决定，仅限于公布对他的严重*告，并载入登记卡，记下了这个年轻党员的粗暴、极端缺乏自制的行为及歇斯底里的表现。恢复他在研究所的工作一事毫无结果。从1934年4月起，他开始失业。这使他大感窘迫——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了生活来源。1934年12月27日公布的起诉书称：“有一个情况也可以说明被告尼古拉耶夫在这一时期并无物质上的某些困难：尼古拉耶夫私人占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并且陈设完备”保存完好的那一时期的住房登记册表明，这件事并非完全如此。尼古拉耶夫曾住在森林大街8幢13单元14号。他家共6个成年人，共占用这套公共住宅中的两个小房间，不难想像他在失去固定收入后的处境。他得不到任何帮助，而他又是家中惟一的供养者。人是会不得以而陷于绝境的。起诉书说：“尼古拉耶夫断然地一贯地推托对他作出安排的一切建议，借口是身体虚弱，需要治疗。”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人们确实给他推荐过工作，但那是工厂里一般的车工，但他认为自己是被不公正地辞退的，要求恢复到过去的岗位——到研究所去，或者，至少让他去干同样性质的工作，可以保证过去的收入。在研究所，他每月工资为250～275卢布，而在他担任“领导”工作之前变换过多次的工厂里，他的收入为70～120卢布。考虑到他有一大家人，只有妻子一人工作，他拒绝到工厂工作的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尼古拉耶夫没有任何工作专长，无论如何也不具备足够高的专业知识。有时听说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是因为争风吃醋。保存下来的许多证据都说明，尼古拉耶夫很爱他的妻子，常常为她而吃醋。他最初的供认也助长了这种说法。在雅戈达和阿格拉诺夫到达之前，还是由列宁格勒肃反人员进行调查工作的第一天，他好像就说过，他进行谋杀乃是报私仇。然而在第二天，那些散布类似猜测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尼古拉耶夫的妻子叫米尔塔·德拉乌列，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出生于拉托维亚一个雇农家庭，入过团，后来又入了党，曾任联共（布）卢加县委统计股股长。她同尼古拉耶夫是在卢加认识的，那时尼古拉耶夫在县团委工作。1930年，她来到列宁格勒州党委，开始任统计员，后来成为轻工部干部处处长助理。1933年，她调任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局监检书记。管理局就设在斯莫尔尼宫内。基洛夫和米尔塔·德拉乌列是否相识呢？当然如此。许多人看见，他们在斯莫尔尼宫走廊上遇见时都相互一笑。基洛夫对所有妇女都是面带笑容的，他压根儿就是个快快活活、和蔼可亲的人。使人怀疑他与米尔塔有秘密往来的证据，哪怕是间接的证据，都是丝毫没有的。在基里琳娜看来，在调查凶手是一个人这种说法的时候，很少注意研究搜查尼古拉耶夫住宅时没收那些材料：私人日记、写给各种组织的申诉。在这些材料中，他表达出自己绝望的心理，不满的情绪，艰难的生活处境，“国家工作人员对待一个活人的不公正态度”。顺便提一句，尼古拉耶夫的个性，无论是什维尔尼克的委员会，还是佩尔谢的委员会，都不曾作为更仔细的研究目标。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突破既定模式的藩篱。

又过了许久，才终于由一批新的侦察人员，不受过去那一代法律工作者的教条和成规的影响，对与基洛夫谋杀案有关的所有情况，着手进行全面、客观、充分的调查。198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算起来是第三个专门委员会，目的是另行研究与斯大林镇压有关的材料。参加1934年12月惨案调查小组的人有：苏联检察院高级法律顾问ю.и.谢多夫，总军事检察院高级军事检察官、司法上校H.B.库利什，苏联克格勃侦察处长助理、司法上校A.я.瓦利托夫。检察工作进行了两年多。调查小组的总结性文件超过100页，其中还不包括大量附件、证明、鉴定材料。工作量很大，从档案中获取了许多曾认为是永远不可复得的新材料，对报刊上提出的种种说法进行了研究。任何一个严肃的文件都没有被忽略，对国外的材料也予以了考虑。调查小组更仔细地研究了凶手的个性，揭示出许多新的极为重要的细节。对于这些细节，30年代的调查要么故意忽略了，要么没有打算将它们同正在诉讼的案件结合起来。这个侦检小组在谢多夫的领导下，对在尼古拉耶夫家中搜查时被没收的和他发往各级党政机关的信件及各种文件，都一一作了技术鉴定。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基洛夫的，写信的时间是1934年7月。尼古拉耶夫说，他曾在几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上工作，积极同“新反对派”作过斗争，从来都是党的一名忠实战士，可现在已经四个月失业在家，对此任何人都不予理会。8月，尼古拉耶夫给斯大林本人写信。内容全是诉苦——抱怨生活极为困难啦，开除公职的作法不公正啦，因为提批评意见而遭迫害啦等等。没得到这封信的答复。10月，他又向联共（布）中央写信。这封信实在是内心的呐喊-家中共六口人，五个是成年人，只有妻子一个人工作。她那微薄的收入不敷全家的生活用度。从他被辞退开始，一共向党和苏维埃机构写了数十封信。但是毫无作用。完全处于绝望的尼古拉耶夫，开始撰写并复制了许多悲伤的、感人肺腑的《自传故事》。《最后说一声永别……》就是一篇极悲愤的文字，描写遭蹂躏的心灵在失去希望时的痛苦，在揭露社会恶习、表达准备为正义、为“历史的使命”而牺牲自己的同时，要去自杀。尼古拉耶夫与此类似的其他作品还有：《致亲爱的妻子和阶级兄弟》、《政治遗言》只是在这些作品中，他比较明确地暗示出他要策划暗杀活动。在保存下来的他自己编写的计划中，有谋杀的各种可能方案的详细描写，毫无疑问，这是在谈谋杀基洛夫的问题。在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中，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记载：他将被载入史册，人们将为他树碑立传。他还将自己同热利亚博夫和拉季谢夫相提并论。他的亲属朋友都证明他有自大狂。考虑到他的病患和不稳定的性格，根据这些理由，曾让他免服兵役。可以说，尼古拉耶夫需要去作心理鉴定，可是这次并没有按法律要求办事。这也叫人费解。向有15名*卫保护的政治局委员的后脑勺开枪，将他放倒在地，甚至不打算逃离现场，这对一名恐怖分子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他还想开第二枪自杀，但没有打中，他发抖了；正如后来的见证医生所说：他在离被害者三步之处，“处于歇斯底里发作状态。”人们特别仔细地调查了这样一种说法：有人预谋将鲍里索夫除掉，因为他是一个危险的见证人。在这一事件中，确实存在不少谜团。送他去斯大林处受审时，却又突然遭遇车祸身亡……在1934年的鉴定中说：“……鲍里索夫头部猛撞在硬物例如石墙上，致使颅骨破裂。”难道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交通工具，将一名*卫人员安全送到斯莫尔尼宫的领袖身边？在经过60多年后的今天，很难解释清楚为此目的而装备那辆一吨半普通敞篷货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是遵循的什么原则。而且，1990年，最权威的军医鉴定专家们确认了1934年医疗鉴定的准确性。凶手如何拥有武器，他是如何弄到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的，这些问题也都已经有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手枪根本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掩饰第三者的踪迹设下精妙圈套而发给他的。一切要简单得多：尼古拉耶夫早在1918年就得到了手枪，在1924年和1930年曾两次重新登记。当时几乎所有党团工作人员都允许拥有武器，不仅如此，而且还已经查明，1930年，这个恐怖分子还在列宁格勒一家商店买到28发子弹。由此可见，尼古拉耶夫在搞恐怖活动前才得到武器，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斯莫尔尼宫出入证一事，解释也很简单。那些年，任何党员，只需凭党证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州委大楼。确实，尼古拉耶夫已被开除出党，可是后来又恢复了党籍。他拥有党证，只要在门岗前亮一亮，就可以上任何一层楼去。已查明，他每个月都交纳了党费，尽管他从1934年4月起就失去了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派的侦检小组只承认为客观材料所证明的准确事实。那些道听途说的，随便揣测的，常常由具应景性质的想象引起，出自他人之口的消息，则需要有力的证据。可是它们却没有证据。沙图诺夫斯卡雅的一个论断就是这样。她曾说，在审讯中，尼古拉耶夫告诉斯大林，似乎四个月以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直劝他去搞这次谋杀，硬说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沙图诺夫斯卡雅并断言，尼古拉耶夫曾三次被抓，搜出武器，似乎每次都被列宁格勒肃反工作人员释放。现查明，实际上他只被抓到一次，而且这是在1934年10月15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肃反工作人员看过他放有手枪的皮包。他们可能没有搜查被抓者。尼古拉耶夫声言有人在四个月中唆使他去搞谋杀，这并没有具说服力的材料。所有档案都翻阅了，常到尼古拉耶夫囚室去的肃反人员卡察法的所有证词也研究过了，受侦察者在被斯大林审问后返回时同卫兵的谈话记录也发现了。尼古拉耶夫曾向*卫人员说：“斯大林答应不处死我，这无非一派胡言。有谁相信独裁者？他答应，只要我供出同伙，他就不处死我。我没有同伙……”在寻找同伙时，尼古拉耶夫的日记起了作用。阿格拉诺夫很快抓住了这个记载：“我记得，我同伊万·科托雷诺夫一起去过一些经济组织，募集团的工作经费。区委的小伙子一个个身体都很结实-他们是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还有外省来的沙茨基……”侦察人员还帮助他“回忆”起另几个人。12月6日逮捕了科托雷诺夫。他曾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在整个预审和法院侦察期间，他矢口否认参与了基洛夫谋杀案。他在法庭上声称：“我可以在法庭上跪下发誓，无论在安东诺夫那儿，还是在兹维兹多夫那儿，还是在尼古拉耶夫那儿，从未听说起过恐怖行动。”另外30个人也加以否认，他们的名字是从尼古拉耶夫口中逼出来的。在审判过程中，人们将尼古拉耶夫与其他30人隔开单独审问。开始他说，是他单独行动的，他没有任何同伙，但主持人乌尔里希很快逼他回忆起先前的供词。尼古拉耶夫的法庭看守、肃反工作人员古谢夫后来指出，在法庭审问后，尼古拉耶夫大声叫道：“我干什么啦！我干什么啦！现在他们都叫我下流坯！一切都完了。”宣判之后*卫人员曾听到尼古拉耶夫说：“难道是这样？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用古谢夫的话说，尼古拉耶夫曾相信，最多判他三四年徒刑。另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指出，“当宣判之后，尼古拉耶夫大声叫道，他受骗了，用头在栏杆上撞。”阿格拉诺夫向莫斯科转交了一份特别报告。报告中说：“几乎所有被告都耐着性子，但是非常平静地听完了宣判。而尼古拉耶夫却大叫了一声‘残忍……’”肃反工作人员卡察法的口供保存了下来，枪决犯人时他也在场。“最先枪决尼古拉耶夫、沙茨基、鲁勉泽夫等人。科托雷诺夫最后一个枪决，阿格拉诺夫和维辛斯基同他作了交谈。他们对他说：‘现在即将枪决您了，您仍然可以说出真话，是什么人，怎么组织了基洛夫谋杀案？’科托雷诺夫对此回答道：‘整个审判都是一派胡言。你们已经枪毙了他们，现在枪毙我好了。但我们这些人，除了尼古拉耶夫，在任何方面都是无辜的……’”梅尔卡德尔用冰斧把托沃茨基这位“国际间谍”的脑门击破，使其死亡，只是在行凶两年半之后才对凶手进行了审判。人们收集了罪证，进行了对质，作了侦察实验。而在列宁格勒，30名无辜者，其中包括三名大学生、一名工程师、一名大学教师、工业和海军学院的一些学员、一名维堡区苏维埃代表，他们的命运却在28天内就决定了，而且枪决在宣判后一小时就执行了。1935年1月，从已被枪决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的刑事案中分出一个所谓“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案”来。受牵连的有尼古拉耶夫的亲属-他妻子、妻妹及其丈夫、母亲、几个姊妹、一个兄弟，以及密友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等。这些人在1934年12月已被枪决。在77名被审判的人中，许多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全都被控参与了谋杀案。1936年8月镇压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中央和“联合”中央的参加者，罪名是从事反苏活动，通过他们建立的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恐怖小组凶残地杀害了基洛夫。1988年6月13日，他们由苏联最高法院恢复了名誉。上述被称为中央的机构已证实并不存在，因此类案件被判刑的人也未参与基洛夫谋杀案。1990年，苏联总检察长就1934年12月30名无辜被告判处死刑—案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枪毙他们的非法判决作废了，被处决者行为中没有犯罪要素这个刑事案件取消了。但是，在尼古拉耶夫的判决上却没有作出改变。什么阴谋都不存在。谋杀案件是一个人干的。1991年新年前夕，最高法院公布了一项决定，消除了对所谓“列宁格勒中央”即科托雷诺夫、安东诺夫等人的最后疑点。他们成为这一案件中最后取消不公正指控的人，笼罩在幸存下来的亲友头上56年的无形阴影也烟消云散。

这样，第三次审查的结论便是一致的了。雅科夫列夫认为基洛夫谋杀案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客观证实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参与了斯莫尔尼宫惨剧的材料一无所有。不过，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谋杀案这一事实，对自己思想上和假想中的反对者进行了镇压，这一点却是没有争议的。侦检小组的意见在报刊上公布了。政治局的委员会对这个小组的结论是否同意呢？正如委员会主席A.H.雅科夫列夫声称的，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情况进行调查的检察院和克格勃工作人员，表现出的“更多是司法角度”，因此应当再回到这个案件上来-因为这里的谜团太多了。根据列宁格勒州委工作人员斯维什尼科夫提供的证词，在那个不幸的日子，早上10点钟，基洛夫曾往斯莫尔尼宫给他打电话，说他不到斯莫尔尼宫来了，嘱他将州委里准备好的一批发言材料送到他家里去。另外还有三个电话：有一次是12点钟打给罗斯利亚科夫的，有两次是打给第二书记丘多夫的。给丘多夫打的后一次电话是在下午3点零几分。下午3点，丘多夫在斯莫尔尼宫开始开会，研究废除粮食供应卡的问题。从电话交谈中，大家知道基洛夫不打算到州委来。他要到乌里茨基宫的积极分子中去讲话。他一生最后一个半小时的情况，精确到每一分钟地复现出来。下午4点整，他从位于曙光街的家中出了门。他步行走过几个街区，在一座桥边坐上了等候在那里的汽车，往乌里茨基宫去了。那座桥当时叫拉文斯特沃桥，在他死后被命名为基洛夫桥。4点半钟，他意外地出现在斯莫尔尼宫。他没有经过一下子就可以进入他办公室的“秘书”侧门，而是走的大门。有一个假说称，有人给他打电话，叫他到斯莫尔尼宫去用政府专用联络线路同莫斯科通话。但是，为这件事情是不必去斯莫尔尼宫的，因为他家中就有政府专用线路电话。不排除他需要一些补充材料，便决定顺道去取的可能性。党的积极分子定在下午6点去乌里茨基宫，也许基洛夫的演讲准备工作比他估计的结束得早一些，他便决定到丘多夫那里去参加一会儿会议。然而这一切都出自假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下午2～3时，尼古拉耶夫携带手枪畅通无阻地通过门岗，进入了州委书记乌加罗夫的办公室，索要进入乌里茨基宫开党员积极分子大会的通行证，但遭到了拒绝。然而他并没有离开斯莫尔尼宫。他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坐在一个窗台上，在州委书记们的办公室旁边迟疑不决。基洛夫出人意料地来到了走廊里。于是响起了不祥的枪声。基洛夫的私人*卫鲍里索夫不在他身边-他在走廊上什么地方慢吞吞地走着。基洛夫除了贴身*卫外，还应有一位外出*卫来保护，而且在州委书记办公室走廊上还应有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值班。但在开枪的时候，四名保安人员一个也不在场。

附录

摘自未公开的材料--引自《鲍里索夫审问记录》（在谋杀发生的当天）我下午4点30分左右在斯莫尔尼宫正门前厅接基洛夫，并相距15步跟在他的身后。跟他上了三楼大走廊时，我和基洛夫的距离增大到20步远。在离向小走廊拐弯的地方不到两步远时，我听到一声枪响；当我掏出手枪上扳机时，又听见第二声枪响。我冲进小走廊，看见两个人相距三四米躺在地上，就在丘多夫会议室门边。在他们旁边的地上有一支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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