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体良

人物简介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约100年）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律师、教育家和皇室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 ，也是公元1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出生在西班牙，其父在罗马教授雄辩术，颇有名声。昆体良少年时随父亲到罗马求学，受过雄辩术教育。他当过10年律师。公元70年被任命为一所国立拉丁语修辞学校的主持人。由于在雄辩术方面的造诣以及在办学上的成就，当罗马帝国在公元78年设立由国家支付薪金的雄辩术讲座时，他成了该讲座的第一位教师。昆体良在拉丁语修辞学校工作了二十年左右，大约在公元90年左右退休。

在担任教师的同时，昆体良还兼任律师，这使他有可能以当律师的丰富实践经验充实教学内容，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他与西塞罗一样，认为一个理想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华丽的辞藻更重要得多。他对于教育事业怀有很大的信心，认为教育者应当看到儿童具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和发展的可能性，天赋的素质在学习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数人是迟钝的；相反，大多数人是敏于理解和乐意学习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样，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观点。他要求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于与社会交往，从而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学习上，他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他特别强调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主要作品

昆体良退休后，专门从事著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写成了《雄辩术原理》（即《论演说家的教育》）（12卷，约合中文六十五万字）。这部著作既是他自己约二十年教育教学工作经验的总结，又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集大成者。昆体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以培养雄辩家为宗旨。

《演说术原理》约成于公元96年，后失落。文艺复兴时期，久已失传的昆体良的著作从积尘中被重新发现（1416年重新发现《演说术原理》），立即光彩夺目，使人文主义者为之倾倒。

《演说术原理》一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不仅反映了公元前后二百年间罗马学校教育的实际，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

贡献影响

教育思想

雄辩大师

海边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每人一艘航船，昆体良也在其中。启航了，一开始，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划着，划着，人声慢慢减少，船影渐渐稀疏。昆体良仍然奋力摇橹，直驶前方，人更少了。最后，船来到水天相连；浩瀚无垠的一片汪洋之上。昆体良扫视了一下，隐约间看见只剩下一个同行者，他就是西塞罗，可是他已开始落帆停浆，停止前进了。前路漫漫，无边无涯，只有昆体良的船只云帆高挂，直驶前方。他一边继续振臂摇桨，一边极目海天相接之处，决心要以西塞罗的终点为新的起点，继续前进，直到无能为力的时候。

这是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第12卷中对自己做的一个比喻；而划船人便是雄辩术的研究者。

当时的罗马，研究雄辩术的人很多，特别是西塞罗的《论雄辩家》一书影响极大。昆体良对西塞罗非常推崇，但并没有被他的光芒弄眩了眼睛，而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加以审视。他发现，西塞罗在论述对雄辩家的要求时，着眼点只在于雄辩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道德品质。昆体良觉得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弥补这一缺陷，在西塞罗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就是他在比喻中要继续航行的路程。

昆体良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已开始走向衰落。他痛切地感受到整个社会道德沉沦，许多上层人士品德败坏。因此，当他论述教育任务的时候，总是把良好道德的培养放在首位。他所要培养的雄辩家，善良是第一位的，雄辩术是第二位的。在他眼里，—个品德邪恶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雄辩家，即使他们在法庭上胜诉，仍不配享有雄辩家的称号。真正的雄辩家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雄辩术，却用它来教唆犯罪，陷害无辜，与真理为敌，教授雄辩术的教师就不是给战士以武器；而是给强盗以屠刀。如果上天赋予人以说话的能力，却被人用去犯罪，倒不如生来聋哑，没有理智的好。而要培养出具有崇高道德的雄辩家，只有高尚的教师才能做到。昆体良本人正是这样的榜样。

不仅如此，昆体良对以前的雄辩术理论只是以假定雄辩者已具备了足够的文化素养、没有涉及培养教育的过程和方法的现象，提出对雄辩家的培养应从开始就奠定基础。他突破高等教育的狭隘界限，讨论了学龄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部问题。即要培养一个雄辩家，必须从咿呀学语开始，直到他成为一个合格的雄辩家。另外，当时一些浅薄的雄辩术教师只着眼于雄辩的技术训练，认为只要在法庭上胜诉即可，不必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昆体良则力排众议，独辟蹊径，认为基础不深厚牢固，上层建筑迟早会坍塌，力主专业教育应建立在尽可能广博的普通知识的基础之上。当然，昆体良还提出许多有独到见解的教育观点。

正是这种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使昆体良从一个优秀的雄辩术教师进入到杰出的教育家行列，成为众多的雄辩术研究者中酌佼佼者，在人类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反对体罚

在世界教育史上，昆体良是最早提出反对体罚的教育家。体罚，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世界各民族中普遍流行的教育方法之一。古埃及的谚语说：“男孩的耳朵是长在背上的”，意思是必须打学生的背才能使他们听课。谚语还说；“学神把教鞭送给人间”，意思是借鞭打来教学是神所确认的。一般人甚至把教育比作驯兽，把教鞭当作教育的同义语。即使到当代，在有的号称发达国家的学校中，对学生的体罚仍然受到法律保护和家长的支持。但是，昆体良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明确提出反对体罚，说明他不愧是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

昆体良反对体罚所持的理由是：1．体罚是残忍行为，是一种凌辱；2．如果申斥还不足以矫正孩子的过失，他就会对体罚习以为常，使体罚失去作用；3。如果经常正面告诫，在课业上严加督促，体罚就没有必要；4．幼年时使用体罚，一旦长大以后，恐怖失去作用，就更难以驾驭；5．体罚造成儿童心情压抑、沮丧、消沉。从上述昆体良反对体罚的理由中，可以看到他对儿童的深刻了解，对儿童人格的尊重，对正面教育的强调，以及对培养儿童生龙活虎般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要求。这些都是文艺复兴以后一切进步教育家追求的理想。（《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8页）

教学艺术

简述

在公元一世纪，昆体良就提出了“教是为了不教”的深刻见解。他认为，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班上的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运用他们的智力”，“除了使我们的学生不需要总是有人教，我们的教学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昆体良论教育》，第94页）

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意愿，这是昆体良教学艺术中极有价值的遗产。“因为专心致志的学习有赖于意愿，而意愿是不能强迫的。”昆体良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意愿，首先要求“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他应当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放纵，否则，冷酷引起厌恶，宽容招致轻视。”教师以自己的理智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学生就能“视教师如父母”，就为引导学生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敬师的感情大大有助于进步，因为在这种感情影响之下，学生不仅将愉快地听讲，而且会相信教给他们的东西，愿意仿效教师。当汇集到学校去的时候，他们会愉快地、欢欣地聚合在一起；他们的错误被纠正时不会生气，他们受到称赞时会感到鼓舞；他们会以专心学习，努力尽可能取得教师的珍爱。”（《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92页）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意愿，昆体良认为，“应当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向那些不发问的学生提问。”在课堂上，教师“还要经常向学生提出问题以测验学生的判断能力。这样做就可以防止学生的漫不经心，防止他们对教师的讲课听而不闻。”

善于纠正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错误，这是昆体良教学艺术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在纠正学生的错误时，如果过于吹毛求疵，学生就会丧失努力的信心，意志消沉，最后会憎恨他的功课，担心动辄出错，什么功课也不想做。”对于年幼的学生，在纠正他的错误时，教师的态度要和蔼。昆体良说：不论对错误的纠正多么严格，也要以温和的手法去施行。学生作业的有些部分应受到赞扬，有些要马虎过去，有一些要重做，一定要说出重做的理由。有时在隐晦难解之处要加进教师的批语，以进行启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74至75页）总之，“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纠正错误要用不同方法，作业的数量和改正错误的标准都应当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由此可见，一切从学生的年龄特征出发，正是昆体良教学艺术思想的核心。

教师作用

昆体良看到并提出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问题。他对儿童心理特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必须以父母般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彻底了解儿童能力的差异和倾向；惩罚、鞭打，乃至嘲讽，只能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昆体良坚决反对体罚，认为这是对儿童的凌辱。他认为，用体罚的方法来驱使学生学习，不但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相反却会使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

天赋才能

昆体良对儿童的天赋才能有很高评价，这是他教育理论体系中的精华。他肯定儿童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儿童一般都生而具有智力活动与理解能力，愚纯和低能只是一种反常现象，是稀有的。他把小学教育看作全部教育的基础。他不赞成罗马7岁入学的传统习惯，主张儿童应提早入学，但学习不能负担过重，教学中应多渗入游戏的成份。他相信游戏可以增强儿童智慧，培养儿童的道德品格，不过不能让儿童游戏过度。主张学校课程不宜单科独进，而应该多科并进，对学生的精神是一种调剂，可以减轻疲劳，提高学习质量。他认为课程门类多，不致造成学生负担过重，因为青年的接受性强，接受量大，而且在学校学习的时间长。

教学质量

昆体良认为，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他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认为教师应该是有学识的，他们应该热爱儿童，耐心地教育儿童，注意研究儿童，讲究因材施教。他提出一个极有意义的愿望，要求高等学校的教师抽出一些时间到初等学校去授课，以便研究儿童、研究教育儿童的方法。他强烈反对当时流行于罗马学校中的体罚，认为学生不学好，那是教育的过错，应该用竞赛、奖励、教师的关怀爱护和学科本身所引起的兴趣去保证学童学习好。教师的鼓励和榜样是使学生学习成功的有效方法。

昆体良重视学生记忆能力的培养。他认为，“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记忆力是头等重要的，它可以通过练习来得到加强和发展”。 在儿童年龄很小时，就要让他背诵许多优美的诗文，虽然他们还不能理解，但到了儿童能够理解时就会对他们大有裨益。在学校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儿童的记忆力，使其得到不断地强化和充实。在昆体良看来，对于雄辩家的培养要"从咿呀学语开始，经过初露头角的雄辩家所必需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一直到雄辩术的顶峰。"

家庭教育

第一阶段:

昆体良非常重视幼儿教育。他认为，幼儿教育可以在德行和知识方面为雄辩家的培养打下初步的基础。幼儿教育是在家庭里进行的，父母、保姆、家庭教师都是幼儿的教育者。尤其强调保姆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说话准确的人，因为她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幼儿。

初级学校

第二阶段:

昆体良反对古代罗马贵族聘请家庭教师的传统做法，主张应尽早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在他看来，家庭教育容易使孩子 养成冷淡、自夸和羞怯的习性，而学校教育则不同。学校里学生集中，不但有结交朋友的环境，而且也有竞争的、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因此，从学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能很快地胜任雄辩家的角色，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昆体良认为，在初级学校中，儿童主要学习阅读和书写。昆体良在总结自己长期的教学工作经验基础上，对教学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昆体良倡导因材施教。他深信，每一个儿童都具有才能上的个别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精细地观察学生能力的差异，弄清每个学生的天性的特殊倾向";教师在识辨了学生的能力和个性以后，就必须因材施教。他主张按照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课程。对于智力较弱的学生，在教学的进度和内容方面可以适当迁就一些;但对于天赋素质丰饶的学生则要尽力培养，便之成为真正的雄辩家。另外还提出，"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纠正错误要用不同的方法。作业的分量和改正错误的标准应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 昆体良奠定了教学中量力性原则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教学中既要避免对学生提出过高要求，又不可让学生放弃力所能及的尝试。他曾再三告诫教师，要防止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教学的方式方法要为学生所接受，不要装腔作势，故弄玄虚。

人物评价

昆体良是世界上较早对教育进行研究的古代罗马教育家。他起家于律师，是少数精通雄辩术的学者。中年时期，他从雄辩术着手，对儿童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昆体良对教育贡献受众人瞩目，也使他自己名垂教育史。

昆体良退休之后，对教育贡献出了莫大的力量。昆体良总结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专注于写书。并且他先后出版著作《雄辩术原理》和《演说术原理》。两本书都是教育界特别是昆体良自己的教育之精华浓缩，为后来人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引导和提示的作用。

同时，昆体良还提出了许多教育方面有建树的观点。他把教育质量的重点定义为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了近乎苛刻的高要求。作为最早提出反对体罚制度的教育者，昆体良突破世俗的桎梏，为教育界带来了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