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商帮

明清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十分活跃，逐渐形成了商帮。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帮、洞庭商帮、山东商帮、秦商、潮商、闽商、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龙游历史上有一个当年堪称国家级的大“帮派”，当然，这个大“帮派”系明清时列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实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县、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

商帮的出现，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龙游商人遍布全国并雄踞商界的事实。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闽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交通枢纽。明人徐复初说：“邑（龙游）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龙游人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经商乃成谋生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不贱商，头脑活络之人多选经商之路。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等，这些土特产品成为龙游商最重要的外贸商品。

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龙游商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为鼎盛。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视此为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响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明清时期龙游商帮是当时活跃于商坛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它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恐怕与它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职业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

诚信

龙游商人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龙游商帮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要诀。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立身之本，精益求精，所造之纸，质量上乘，且比同行出产的同一件纸号要重十多斤之多。他还从把握造纸生产流程每个环节入手，严格检验，次品决不出售。产品享誉大江南北，历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其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

与龙游商帮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相比，我市信用环境却长期不容乐观，少数企业和个人红眼于周边地区的发展，心态浮躁，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前些年上街贸易大楼曾一度聚集众多商贸私营公司，但多为“杀猪”公司，彼此间以骗取外地客商的货物为能事；外地车子被我市的货运配载信息中心所骗的投诉也不绝于耳；我市银行的不良资产中，因企业“失信”而造成的约占45%；有关调查也表明，连衢州人对本地企业的信用评价都已信心不足，普遍认为本省企业好于国外企业，省内其他市企业好于本市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龙游商人的诚信精神，在我市尤其值得弘扬。信用衢州的建设，除了要继续加大治理力度之外，内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学说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在实施教化过程中，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这方面，龙游商帮自觉地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把信、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无疑为我市经济主体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精神

驰骋于商界的龙游商帮，其经营区域甚广，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史书记载：龙游商帮商人“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俗有遍地龙游之谚”。明万历年间流传的“遍地龙游”之民谚，有力地说明了龙游商帮与享有“钻天洞庭”、“无徽不成镇”等美誉的洞庭商帮与徽州商帮一样，都是明清时期称雄商界的颇有影响的地域商帮。龙游帮商人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不仅活跃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和闽粤诸地，而且还一直深入到西北、西南等偏远省份。如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即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聚集了浙江龙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万人。

龙游商帮这种开拓进取、不畏艰辛、不恋家土的敬业精神，和当代温台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温台地区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求生路，宁愿背井离乡，在外面开阔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积累之后，他们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识、经验及外界人缘等资源向亲朋好友扩散。温台经济发展最初的冲动来自于民间，由卑微又见多识广的民间能人推动、发动。遗憾的是龙游商帮的创业冲动却未能上升为浙西地区的区域人文精神，其可贵的商业精神最终仍淹没于强势农耕文化中。到民国时期，连龙游本地商业也几乎全落入外地商人手中，“遍地龙游之说”也渐成绝唱。当前，我市要大力弘扬“龙游商帮”的走出去精神，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开展劳务输出，让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走出去中接受市场的洗礼，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民间创业者。另一方面在接受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还要大力推动和支持市内有比较优势、市外有市场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到外地办厂，从而推动从产品到要素、从资本到技术全面主动地进入国内外市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开放胸襟

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到了龙游商帮中，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有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处州、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的融入，足可见其胸襟的宽大。

然而随着龙游商帮的没落，这方曾经如此大气十足的土地，反而渐生一种“排外”情结。很难想象，前些年在龙游商帮的发源地会发生因眼红外地布商物美价廉，而引发的哄抢布匹事件。去年投资环境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大多数经济主体有看到、听到过或有过受本地人欺骗压制的感觉。证实了衢州人有较浓的排外倾向。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我市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承接龙游商帮的开放胸襟，真正培育出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要广为吸纳来自于海内外的技术、资本、管理、人才等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吸收当今最先进的发展理念、思想观念，为我市的发展服务，培育衢州人友好亲善、大度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加强本地企业家的建设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外来企业家学习，使他们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克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小农意识，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

悖论

后人在叹惋龙游商帮如此行色匆匆地消失于历史舞台时，多把原因归结为当时的交通变化及战乱。然而外在的条件变化并非根本，如二战过后的德、日两国仍然能于满目疮夷中复兴；温台地区的商业传统虽几经抑制却是“春风吹又生”。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寅（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然而文化优势能助龙游商帮成就一个个奇迹，接下来，传统文化的桎梏却注定龙游商帮走不了太远。地处南宗儒学中心的浙西地区，历代方志在记述商业和商人时，都是低调处理。浙西人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商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在这样具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儒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龙游商人大多始终未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龙游商人中从商而终的极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一些富有的商人或把精力和财产投入官场竞逐；或如龙游叶氏家族将经商所得巨资悉数投入叶氏建筑群，而很少有人去投资产业扩大再生产。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样受南宗儒学滋养的温州、金华等浙东南地区，却批判地继承了朱子理学，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区域文化——“永嘉学派”和“金华吕学”、“永康之学”等流派。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金华吕学”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金华等地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而衢州、龙游虽有柯山、清献、凤梧等大书院，但这些书院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也无一流名家学者，因此即便历史上因缘际会出现了龙游商帮这样大规模的商人群体，也未能与之结合，产生充满活力的重商文化，反而使浙西地区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传统的沉重负荷，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以至几次与经济腾飞的契机错失交臂。当前，我市要从龙游商帮的衰落中汲取经验教训，就必须进一步强化现代商业文化的氛围，以求缩小与省内发达地区的差距，并争取在同一梯度地区中占据优势。要坚持不懈地导入现代商业文化的先进观念和相关知识，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教育、培训和传播，以新观念新知识逐步取代旧观念。迫切需要强化现代市场经济观念与知识、经济全球化观念与知识、现代社会法制和经济伦理观念与知识、现代商业道德观念与知识等的教化，克服小农经济意识、封建主义残余意识和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当全社会真正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家生长的社会环境、体制环境、人文环境之时，龙游商帮的复兴也就为期不远了。

时光流逝，冲淡了龙游商帮创立的辉煌业绩，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浙西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了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迎来浙西新一代“商帮”的复兴？这才是当前研究龙游商帮历史的真实所在。

经商理念

僻居于浙西山区的龙游商帮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在明万历时已有“遍地龙游”之谚（参见万历《龙游县志》），与当时驰名的“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的徽商苏商等并驾齐驱。其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是与它有着良好的商业道德很有关系，声誉良好，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反之，也有些商人欺诈造假，只能蒙骗一时，不能长久立足于商坛。明代浙江人张应俞编著了《杜骗新书》，列举24类84则骗术，这就是明代中叶以来商坛上不诚信的劣迹（详见拙著《明清时期商业及商人书之研究》下篇第6章。该书为《国学精粹丛书》的一种，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

相比之下，龙游商帮的诚实守信就显得非常可贵。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纸，坚韧白净，均匀齐整，比其他家的纸在同一件纸号中重十多斤。造纸是多工序的生产流程，他为了保证质量，层层把关，严格检验，次品决不出售。产品畅销大江南北，经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他的产品都统一加印

“西山傅立宗”印记。

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誉著称，冠为金（华）衢（州）严（州）三府第一家。自从胡筱渔接管以来，非常重视信誉，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职工，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在经营中目光远大，不以短期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有一次，他在海宁订购了7500匹石门布，价值6万银元，在运输过程中遭劫，这本不关姜益大店的事，海宁布商亦立即派人来龙游处理此事，主动承担损失，胡筱渔重义疏财，当场偿付了对方6万元布款，还再订购了7500匹棉布，并热情款待海宁布商。由于这一义举，姜益大布店信誉大增，遐迩闻名，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凡碰到货物紧俏时，海宁等地布商都首先满足他的货源需求，全力支持他渡过难关。他对职工也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从不刻薄，职工中年长者，以叔伯相称，同辈以兄弟、晚辈以弟侄相呼，平等待人。年终还发“红利压岁钱”，春节赏每一职工一匹布代价的奖励金。以心比心，诚挚待人，职工受感动，工作就更负责，保证了姜益大的良好运作。

大丝绸商李汝衡，商品贩销到湖广十五郡，几乎垄断了楚湘的丝绸市场。他职业道德良好，待人宽厚诚信，人望甚好。明代大文人李维桢著文赞扬他：“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縠纻罽，遍四方之珍异，挽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亦不责子钱，久乃或负之，遂不复言。……楚人慕其谊，争交欢汝衡。”（《大泌山房集》卷68，《赠李汝衡序》）

龙游本是姑篾故国旧地，素有重文化的传统，诗书礼乐传家，耕读遵礼，弦歌不绝。就是出为贾也不忘读书，故首选造纸刻书籍为业。龙游新造之纸在明代已具名气。明著名刻书家余象斗文台，他刻印书籍尤注重用纸，他品评全国著名纸品有徽歙纸（青光白滑冰翼凝霜，绩溪龙须，西山观音纸），江西纸（观音莲七纸），铅山（奏本）纸等，而认为浙江衢纸尤胜，“连四纸，开化县有连三连四纸亦佳，只要白厚无粉者为妙。”“常山县有榜纸，并中夹纸奏本纸次于铅山。”龙游县溪口镇是庞大的造纸中心兼销售市场，纸商麕集。乾隆间闽商林琼茂来龙择地上塘设坊造纸，传至其孙林巨伦，已“积赀巨万”。书商童佩，名噪一时，刻书贩书大江南北，其父彦清，“最称儒雅，不寝然诺。”幼时从父贩书吴越间，“喜读书，手一帙，坐船间，日夜不辍，历岁久，流览既富，所为诗风格清越，不失古音。为他文亦工善，尤善考证书画金石彝敦之属。”王世贞称其“藏书万卷，皆其手所自校者”，是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所刻之书质量上乘，深受学者欢迎，时之名流硕儒王世贞、王穉登、归有光引之座客，并为他作序作传。他本人有《童子鸣集》、《佩萸杂录》、《九华游记》、《南狱东岱诗》、与余湘合纂《龙游县志》等。刻印过《徐侍郎集》、《文房四谱》、《杨盈川集》等。他的学问深得名儒称赞，胡应麟见其书目曰：“所胪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令人手舞足蹈。”引为“子期”好友，王世贞更称之为“千古是知音”。龙游童氏是书香门第，业书贾者众。如童富，“为书贾，往来闽粤吴中贸迁，……为人坦夷朴茂，乐善好施，……湖海之士，多啧啧称之。”另一位书贾胡贸，承父兄书业，“往来贾书肆及士人家”，也是有名的书贾。明代大学问家唐顺之荆川谦曰：“非贸，则予事无与成”。与唐深交，胡死后唐曾赠棺以殓。龙游望族余氏也是世代营印书业，曾在江苏太仓州娄县开设书肆。“清初，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县，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

上述仅是龙游商帮中的几个例子。龙游商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亦贾亦儒，保持着良好的节操，以人品为重，注重自身修养，有社会责任感，诚信为本，终于事业有成。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发扬我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提倡人人诚信，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重要工作。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经营范围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帮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主 要 行 业 销 售 范 围 　 重要集镇、代表商行或人物

1 纸　商　远销江苏一带　龙游溪口镇是造纸和纸张贸易中心

2 书　商　浙江、江苏、河北及山东、京师　明代龙游书商、藏书家童佩

3 粮食商　毗邻各省　龙游茶圩米市，年销量1200万吨

4 山货商　全国及东南亚各国　胡同和号，年产各类油10万余斤

5 药材商　毗邻地区　龙游县城滋福堂药店

6 丝绸棉布商　远销湖广一带　龙游县城百年老店姜益大广货店

7 珠宝商　最大市场在京师　一般单人匹马经营

8 海外贸易商　日本、东南亚各国　海外走私贸易为主

9 边贸商　远销缅甸、印度　在云南姚安地区垦荒经商

龙游商帮经营行业颇广，有山货、纸、刻印贩书、珠宝古董、长途贩运、农业屯垦、矿冶等。

山货业。皆为当地产品竹木茶油漆烟。清康熙年间龙游县志记载：“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北乡则止有桕油一项。”

造纸业。造纸多以作坊或工遗址龙游北乡古商道场形式生产，自产自销，具有若干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溪口镇是生产和销售的中心。该镇：“其繁盛，乃倍于城市焉。”

刻印贩书业。龙游多产纸木，可刻印书籍，又有文化传统，一些文人学士放下架子，从事于刻印贩书业以聚财。望族余氏，还在江苏娄县开设书坊书肆，刊印读本安画，销路很好。书贩胡贸善锥书，经常和一些文人交往。明大学者唐顺之因爱书，把胡贸引为座上客。他还说：“非贸，则予事无与成。”把自己成就归之于与胡贸的交往。

珠宝古董业。经营珠宝业一需有雄厚资金，二需有鉴别观赏能力，三需有进货销货的渠道，四需有能躲过被劫被盗的应变能力。古书记载：“龙游商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眼类较（软）物。千金之货，只一身自赍京师、贩絮、僧鞋、蒙戎、褴褛巨疽、膏药内皆宝珠所藏，人无所知者。”可见龙游商人不但有雄厚的资金，还具有较高文化和应变能力，处事谨慎，是不事张扬的实干商人，

长途贩运业。据王文禄《策枢》记载，龙游商人李汝衡，拥有重资，常备百余辆（艘）车船运销货物，把丝绸远销到湖北一省十五郡之地，占领了全省销售市场。明嘉靖年间捕获的走私贸易中，就有龙游商人参与其事。

矿冶业。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有龙游人祝十八，聚矿工有数百人，在平洋铜塘、吴村一带从事矿冶。龙游商帮肯吃苦，不畏艰辛，不怕路遥道险。

他们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直至海外日本、吕宋等地。如在明嘉靖年间，就发现海外通商者中有龙游商人。另外，早于明成化元年（1465）龙游商人就与江西安福商人一起，到云南姚安（今楚雄）从事屯垦，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他们数万人长途跋涉，克服了水土不服等困难，在云贵一带从事经商垦荒，享有“天涯贾客”之誉，为我国西南的开发立下汗马功劳，至今云贵高原还有许多龙游人的后代。可以说龙游商帮是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先驱之一。

龙游商帮之所以名重一时，还因为他们具有宽容、诚信等品性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如纸商傅立宗，纸优价实，为保证质量，纸品统加印“西山傅立宗”字样，从示信用。姜益大棉布号，特聘了3名验银工，凡经流通该店的通货，皆加盖印记，以示负责。滋福堂是著名中药店，以重金延请名医监制丸药，配制成药准确无误，分工细密，层层检验，要求药工对顾客的健康负责。龙游商人从不排外，善待迁居来龙经商者，如经营、盐、纸等的徽州大商程廷柱率3个弟弟去龙游经商，很快融入龙游社会，所以龙游商帮中就有闽、赣、徽诸商帮的成员。

龙游商帮虽有辉煌的过去，但随着交通条件的变化，近代海洋文化的兴起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它与徽商、晋商等帮一样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逐渐衰落。到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后，宁波等地被辟为五口通商之埠，此时新兴的上海、宁波、潮汕、厦漳等地商帮，取代了龙游等商帮。不过，龙游等商帮在历史上的业绩和经商道德，将永世不泯！

西部开发

龙游商人初露头角于南宋，迨至明代已蔚为大观，万历时已是“遍地龙游”的局面，分布于全国各大市场上。隆万间任职知县的万廷谦就说“龙丘之民，往往湖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晚明时龙游商人更是活跃，趋商者更众。天启时，“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至康乾间，“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这当然是估计数，不能作准确的计量分析，但总的趋势是从嘉隆万间龙游商贾已遍布四方，至康雍乾间有增无减。

由于经商的成功，龙游商帮遂把财富返回家乡，并将外地的风尚也带回龙游，社会富庶，消费需求增长，人皆曰俗之侈靡已不可挽回。隆万时陆瓒就说：“习尚昔固号俭啬也，今则日事于侈靡。”涂杰亦云：“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邑中室庐往称朴素，万历中叶渐以雕琢相高。”社会心理是羡慕奢华，愿向生活水平高的地方看齐，竞相仿效。万历间已呈“俗侈靡，尤效慕三吴之豪”趋势。生活稳定了，才有可能向苏杭侈靡的风尚仿效。从这一侧面也折射出龙游商帮给龙游带来经济的富庶和社会生活的安定。风尚趋于侈靡是当时经济社会进步的表征。

龙游商帮与同时代其他商帮相比，它最大特色和优点乃是富于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勇敢地迈出家门，走出山区，投向广阔的天地，在闯荡市场中，逐渐地扬弃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情结。它是明清时代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商坛劲旅。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加入商贾行列，也有大批舍儒从商之徒，他们“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舍，俗有遍地龙游之谚。”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秦晋滇蜀西部地区相对来说较为后进，而龙游商帮不嫌西部经济不发达，生活艰苦，路途遥远，行程险阻，以豪迈气概视天涯海角若比邻，无远而不届，诚为天涯贾客。龙游商人李汝衡，携丝绸经商于蜀楚。李维桢记：“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縠纻罽，穷四方之珍异，车免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间，在“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童氏数代在宣大做边界贸易致巨富。最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龙游商人群体挺进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区开发。在明清时代交通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至西南决非易事，非得有数月始可抵达。驱动他们长途跋涉行动并非胸怀开发西部的公益心，而利益驱动倒是其原动力。因为在江南华南中原等地商业中竞争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们获悉滇省尚有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才毅然前往，足见龙游商帮对商业信息还是灵通的。

明代成化元年就有大批龙游商人偕同江右商人（江西安福）在云南边陲姚安等府经商，姚安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自然还会有水土不服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克服种种困难，准备长期生存下去，求得发展。他们不是流民，而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商贾，据官方史籍记载：

“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初七日礼部等衙门题为建言民情等事，该湖广布政司等衙门右参议等官人等郑序等建言：……姚安军民府阴阳学正木甘理言一件，禁约游食，初见云南远在万里，各边卫指府军民相参，山多田少，不通舟车，近年雨水不调，五谷少收，米粮涌贵，过活艰难。有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安福龙游等县客商人等不下三五万人在卫府坐（生）理，偏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行云南按察司着落各卫府查勘所属乡村屯堡城郭去处，但有江西等处客民，不问从引新旧,尽数拿解原籍当差，不许托故稽迟及窝藏隐蔽,连歇家人等一律治罪，庶使边食稍宽，奸弊斯革矣。前件云南按察司查究。”

这节史料充分反映了龙游商帮是数万人成群结队来到了黔滇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从事于屯垦事业，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西南，他们来到远离城市“乡村屯堡安歇。”干的是“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的事业。这一方面是高利贷收钱收谷，即放青苗的办法，利用手头的雄厚资金进行粮食买卖；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置买奴仆，游食无度”这一句话。可能是流动性的屯垦，即一地一地轮流开发垦拓，利用雇佣制吸收当地闲散的劳动力，以奴仆形式招募劳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屯垦，这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深入研究。关键是“奴仆”系何种身份之人，估计不会是具有很强人身隶属关系的奴仆，应是身份上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龙游商人出钱雇佣他们，从事于农业的垦荒、耕种等劳务。在龙游当地就有雇佣仆婢从事家务或商业上劳作的情形，据康熙《龙游县志》记：“士庶之家，不能广置婢仆，仆多佣工，婢则出市贸易，多白首不嫁以终其身。”从“仆多佣工，婢则出市贸易”来看，并无身份上隶属关系。也许他们把这种雇佣关系的形式也带到云南边陲农业屯垦业中来。如果理解不错的话，当是龙游商人已具有先进的理营理念，将土地作为生息资本来经营，以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采取农业雇佣制来经营经济作物，把收成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再投放市场，这无疑是一种新式的经营方式，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农业产业资本。这是一大变革，具有转型的意义，表示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过去在研讨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萌芽时人们较普遍重视手工业，矿冶业的商品生产与雇佣制的萌发，也较多着眼于先进的区域如江南以及大中城市的生产方式变革，对农业、对偏远地区重视不足，今以龙游商人开发大西南的实例来看，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创造。龙游商帮等开发西南，对融洽民族关系，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是很有意义的。在近世历史（明清）上是不了起的超前行动，表现了龙游商帮的前卫意识和对西部开发的贡献，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先驱者。由于缺乏辅证史料，有待于再发掘新史料，现在也只能做如此的推论。

明中央政府及当地政府官员守旧求稳，怕人口流动影响边陲的社会治安和粮食供应丰足，千方百计下令强制回迁这些在边陲安家落户“二三十不回原籍”的商民，采用“拿解原籍当差”，这实是很不明智的短视行为。官方行文如此，到底各级政府执行如何？未见下文，估计龙游安福商民仍会“屯堡安歇”、“娶妻生子”而长期“生理”下去，今之滇省遗民，必有血脉繁衍的安福龙游商人后裔。

商品、市场、商业，信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之一，明清时代的龙游商帮已初步意识到它们的意义。他们利用自己禀赋的知识和才能，窥测市场，注重信息，挺身远出，跻身于收益大的珠宝业和海外贸易业，凭借自身的优势，利用知识经营印书业。他们意识到社会资源开发的价值，不辞万里，融洽民族关系，“进军”大西南，开发滇省姚安地区，采用雇佣制的方式经营边陲的屯垦业。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一大创造，表明了明清时代龙游商帮具有无远不届、天涯贾客的大无畏精神，也展示了他们走在时代前头，具有先进的理念。他们对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它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发西部的先驱者。

经商格言

1.为商之道，仁信为本。商战取胜，理性致上。

2.一招鲜，吃遍天。

3.敢想敢干，敢为人先。

4.财散人聚，财聚人散；取之有道，用之欢乐。

5.多看则清，多听则明，多思则准，多干则成。

6.思路决定财路，一切都是人为。

7.裁衣先量体，经商先摸底。

8.不摸行情休开店。

9.常去同行看看，生意不会清淡。

10.贵中看贱，贱中看贵。

11.先卖出手，后买入手。

12.丰年纸马铺，歉年粮食行。

13.兵以快胜，商以奇赢。

14.逆境看顺境，顺境看逆境。顺逆都来看，经商风险小。

15.贫贱莫寻亲，富贵莫露财。

16.道由天定，事在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