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制

简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与抗战，不但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将之付诸于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三三制”政权，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制度，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不包含国民党等顽固势力）大体占三分之一。

背景

政权人员如何组成，是政权建设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它既表明了政权的性质，也直接关系到它的阶级基础是否巩固和群众基础是否广泛。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不同，抗日根据地政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1940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三三制"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一些跑到敌占区的地主开始回乡，乡绅富商也有了在根据地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华中根据地实行"三三制"以后，原地方精英与新四军和抗日政权出现了少见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一些被选进或者聘任为参议员和区代表的乡绅，表现出空前的抗日热情。乡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减租减息的阻力也相应地减小了。另外，"三三制"也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

政权建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1936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指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到1940年初，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普遍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政权中，尽管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团体和工农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人士数量还比较少，但其已基本改变了此前的苏维埃政权模式，初步具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从而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抗战以来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争取和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首次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此后，根据上述“三三制”原则，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

贯彻落实

“三三制”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约束自己的一项制度，需要中共身体力行，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当时，尽管中共在“三三制”政权选举中既无权干涉人民多选或少选共产党员，也不能通过法律形式去作硬性规定，然而事实上由于中共长期以来在人民中所形成的崇高威望，往往会有较多的共产党员被选到政权机关中。这就需要通过中共各级组织的严格自我约束，通过共产党员自觉带头实行“三三制”去获得解决，以保障“三三制”在组织上的圆满实现。例如，1941年11月15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肖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39名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占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此时，著名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此外，中共为使“三三制”原则在边区以下单位也能顺利执行，还采取了许多补救办法，如对落选的党外候补议员，由政府酌量聘请，或由共产党员正式议员辞职，以使党外候补议员补上；对人数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政府委员，由共产党员辞职后，另选有威望有能力的党外人士任职，或在共产党员因调动离职后，以党外人士补充等。这些办法的制定和实行，不但有效地保障了“三三制”在组织上的圆满实现，而且充分地体现了中共对贯彻落实“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 　当然，“三三制”原则的贯彻落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之初，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想不通，在行动上存有抵触情绪。对此，中共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例如，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党外人士不一定非要在政权中占三分之二多数，致使在工作中不能使党外人士发挥作用，形成了共产党“请客”，党外人士成为“不愉快的客人”的尴尬局面。对此，中共明确指出，实现“三三制”是为了实现民主政治，我们“要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都有说话办事的权利和机会。我们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替天行道的‘明主’，所以一切抗日人民的代表，都一定要享有在议会里讲话、在政府里办事的机会和权利。”此外，还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实行“三三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是“拉拢”党外人士的一种“手段”。对此，中共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占少数，而最广大的人民是中间阶级。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中间阶级的利益，不尊重中间阶级的参政权利，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不可能的。这些说服教育工作及时纠正了当时许多党员干部在“三三制”问题上所存留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观念，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如何保持中共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要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因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当时，尽管中共在根据地内占有绝对的政治优势，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这样，党的领导的实现，只能通过自己的正确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工作，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按照其指引的道路前进，而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去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更不允许靠在“官衙门”里多抢位置去为所欲为。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也给在政权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指出，为贯彻执行“三三制”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实践证明，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并没有因政权中党员人数的减少而受到削弱，反而因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能够以自己的模范工作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政策，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了党的领导。

历史意义

“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此，彭真的一段讲话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三制”政权的抗战价值。他指出，“三三制”政权能“使地主资产阶级容易脱离日寇的反动宣传和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的影响，比较安心地与我们合作抗战，支持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因为‘三三制’这种政权规定是用简单的数字表现出来的，所以异常明确，容易使党员及各界人士了解和执行，并以之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来对照比较，权衡其利弊是非。”正是通过这种鲜明对比，使“三三制”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其抗战热情。当时，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