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

主要经历

史量才（1880—1934年），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1899年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学习。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期间，史量才又参加了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并在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职。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1872年，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一份报纸。1909年，美查回国，将该报卖给席裕福。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发行量仅7000多份，连年亏蚀，席氏不得不转手出售。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屯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他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他在参观《申报》馆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到1931年，该报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利润达数10万元，销售量和影响直追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1927年，他购得《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一跃而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

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资本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王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进步、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人物评价

69年前的11月14日（1934年），当时全国最繁华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受到致命一击——报社总经理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拦道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惯匪李阿大等凶手枪杀，遇难时54岁。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又一个黑色的纪念日。

此前，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点情，不要太不顾及报纸的声誉，甚至只要“裤腰带松一松”，“送上来的金钱该收就收”，无论是《申报》，还是《京报》、《社会日报》，都会好好生活着，而且可以尽享荣华富贵。谁知，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监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最后真的当了烈士。一个被杀了还不够，还有两个、三个勇敢者站了出来，以死报死。如果说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上帝。这就是中国报人的骨气和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敢于献身的。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时，发表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仆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民主是杀不完的！”

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作为史量才的朋友，也是《申报》的积极加盟者。1932年，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超过15万份发行量，进入黄金时代。史量才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坚持“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方针，聘请著名进步人士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约请鲁迅、巴金、茅盾为“自由谈”文艺作品撰稿人。

捍卫言论自由，并不是用嘴巴随便说说就可以捍卫的，而是靠吃豹子胆才能为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在专著《报海旧闻》中写道：蒋介石对《申报》不大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来南京谈话。蒋沉下脸来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句被认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也为他后来被枪杀埋下了伏笔。不为权力所吓倒，不为金钱所打动，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报》的报格，史量才的献身就是《申报》的永生。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本来，这是一句刺客的诗，今天用在被刺者身上，却令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易水寒”感觉。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储安平们，无一不是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他们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的“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在出版77年之际，不幸于1949年5月27日停刊，一共出版25600号。此后，历史上的史量才和《申报》几乎被人淡忘了。今天，我在史量才先生遇难纪念日之际作一提醒，不是担心历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够高大，而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忘记史量才这个人。

更遗憾的是，史量才的没有真的让《申报》永生，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以附逆为名接管《申报》，从此史量才留下的《申报》完全被国民党CC系控制。此后于1946年5月再强迫史量才之子出让51%股份给政府，然后改组申报董事会，调整报社工作机构，并由政府委派杜月笙为《申报》董事长，已创办74年的《申报》改变其民营性质，成为国民党官方报纸。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申报》遂因系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至此这份由英国人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历时78年，发行25600号后终于也成为历史，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唯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决定，委托上海书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并出版了全套《申报》，庶可现旧中国百年之风雨，并慰史量才先生拳拳之遗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