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烈士-徐德 (1904-?),大竹县杨通乡人。1925年读黄埔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
1927年8月返竹,创立了大竹第一个党的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后辗转上海,以特派员身份赴苏北,参与领导红十四军。并兼任师长,指挥了著名的黄桥暴动,功勋卓著。建国以后,李维汉、罗瑞卿、刘瑞龙、任白戈都有回忆徐德的文字,并给予很高评价。何时何地牺牲,人们至今还在寻觅。
主要经历
徐德,原名徐世辅,字天齐,1904年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杨通乡。少时好学,有大志。1922年入大竹县立中学读书,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常和同学聚集一起,评论时事,抨击时弊,探讨救国救民之策,思想激进活跃。1925年上半年,因讨论时事,与同学发生争斗,被学校开除。
徐德离校后,到成都,在军阀唐廷牧部当排长。他有幸结识时任团长的车耀先,经车指点,徐德于1925年冬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宿舍几位同学出身豪门,经过他的宣传,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他还经常给母校同学写信,不断邮寄《新社会观》《共产党宣言》《向导》等革命书刊,许多同学深受鼓舞和教育,后来成为大竹县建党的骨干力量。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尚未毕业的徐德随军转战两湖。1927年春,部队驻湖北孝感,他专程回乡宣传共产主义,并赴成都进行短期社会调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徐德返回故里,联络当地及从武汉等地回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建立中共大竹县特别支部,代号“夏书贤”(大竹县的谐音),大力发展党员。9月,经四川省临时省委同意,正式建立中共大竹县委,代号“朱伯智”,徐德任县委书记。
当时,军阀杨森部白驹师盘踞大竹。他们明兵暗匪,无恶不作,人民深恶痛绝,豪绅也不堪其扰,一致呼吁要赶走白驹,公推大竹县团练局局长张载之担任领导人。徐德经临时省委批准,打入团练局,积极接近张载之,凭雄辩的口才和深厚的军事功底,很快得到张载之的器重,当上了团务委员、督练长,担任了壮丁联合会总指挥,并兼任第五区区长。经过40多天的斗争,团练局终于赶走了军阀白驹师。
1928年4月,中共大竹县委再次改组,为了更好地掌握武装,徐德被任命为县委军事委员。徐德亲自拟定一份周详的农民暴动计划,提交县委讨论通过。会后立即分头准备,秘密组建革命武装。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会员总数超过5000人,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岂料,就在暴动前夕,国民党县长查获县委的油印文件,立即下令大肆逮捕。徐德和县委其他同志只得撤离大竹县境,转移至重庆,功败垂成。
徐德到了重庆,住在牟家湾,刚刚和地下党联络上,并设法和家乡的徐永弟、邹俊铭等取得联系,共同磋商,以图再起。然而,事与愿违,徐德碰巧和大竹驻军团长吴连生狭路相逢,当即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积极组织营救,几经周折,趁吴连生返回大竹之机,将徐德保释出狱。徐德出狱后,在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辗转来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1928年7月,徐德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他参加了特别宣传队,支持法租界电车工人大罢工。他热情奔放,老练沉着,认真负责,平易近人,深受工人同志爱戴。徐德为了适应工作环境,努力学会了多种方言。他的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几乎无懈可击,俄语也说得十分流利。徐德广泛交友,介绍在上海的同乡王世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告诉他现在党需要无线电技术人员,鼓励他进了上海无线电专科学校,后来王世绪成了党的电台工作人员。他鼓励在上海求学的江仲西、李孝思等人参加进步活动,这些人后来都对党做出了贡献。徐德还和当时住在法租界的罗瑞卿等人经常聚会,学习党的刊物,探讨马克思主义,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罗瑞卿介绍,徐德和同在江苏省委军事机关担任联络、统计工作的裴韵文结为伴侣。
婚后,徐德不恋家庭温暖,继续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奔走。一次,他在领导法租界电车工人大罢工时,被法国巡捕逮捕,关在巡捕房的顶楼上,工人们迅速和他取得了联系。当天晚上,工人们切断了电源,巡捕房一片漆黑。徐德当即砸断镣铐,挣扎到楼梯口,工人们背着他赶紧往下跑,层层楼梯口都有工人接应,一直把他背到巡捕房后门口,用人力车把他送到安全地带。还有一次,他身陷囹圄,罗瑞卿多方奔走,想方设法,变卖衣物,凑了一笔钱,才将他营救出狱。
徐德几次被捕,在严刑拷打面前,坚不吐实,保护党组织和战友们的安全,受到了同志们的尊重。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统治全党,活动在江海平原上的红十四军承担力不胜任的战斗任务,遭到重大损失。同时由于内奸破坏,地方主义作祟,军纪松弛,亟待整顿。7月,中共江苏省军委委派徐德担任军事特派员来到如泰地区,协助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和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整顿红军,开展武装斗争。
7月12日下午,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在如皋西乡水洞口召开万人大会。特委书记刘瑞龙和特委委员王玉文主持大会,将孙盛的特务队缴了械,当场将孙捆起来。徐德在讲话中指出:孙盛贪污腐化、吃鸦片、闹宗派、暗杀革命干部,这些都是我们共产党绝不能容忍的,省委决定枪决孙盛。希望同志们引以为戒。这次大会对纯洁革命队伍,抑制地方主义,加强红军团结是极为必要的。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徐德对如泰地区的形势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指出:“如皋在全国形势发展之下,阶级分化和群众斗争的情绪与全国一样的尖锐和高涨,可是始终在富农路线之下不能爆发一个伟大的斗争——地方暴动。”基于这种认识,徐德协同通海特委、红十四军和如皋县行动委员会的同志们进行了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和清党运动,组织雇农工会,成立土地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扩建红军第三团,组建赤卫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经过10多天紧张工作,新成立的赤卫军有5万人,参加群众斗争的贫雇农至少有10万人。徐德据此认为:“如泰地区不仅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暴动条件已经成熟,而且暴动的胜利已在我们眼前。”7月29日,徐德和李超时召集如泰地区红军干部会议,决定抓紧准备在国民党的苏北“剿共”总指挥部驻地黄桥镇举行总暴动,认为这是“江北革命政权与反革命政权的总决战”。
8月3日,黄桥暴动打响后,西、北两路红军突破敌人防线,直逼市中心。不料,内奸李吉庚(红军特务队负责人)、李治平突然分别从南路、东路撤兵,并把敌李长江部队暗中引到红军后面。红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战后,徐德召开贫雇农、赤卫军、土地革命委员会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大会,总结了黄桥暴动失利的原因,部署了今后工作。徐德提出了在红军中“揭露和消灭富农领袖”的问题,要求红军负责人去执行。但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谨慎的调查研究,要立即在军中“消灭富农领袖”是极为困难和危险的。
8月8日晚,徐德奉总行动委员会的命令离开如泰赴上海,向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央军委代表)刘伯承作了汇报。此后,他又多次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江苏省委领导同志请示。他坚信“江北革命的第二个高潮马上就要到来,而第二个高潮比第一个高潮来得更坚决更伟大”。
1930年9月8日,徐德草拟了《今后的策略路线和工作布置》,提出“以黄桥为中心,重新建立并扩大赤卫军”、“猛烈地扩大红军”、“建立城市工作”、“加强组织士兵暴动’、“扩大赤色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雇农和土地革命斗争”、“改造党的成份与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成立新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方案。他还制定了《赤卫军条例》,对赤卫军的成份、任务、组织、纪律等提出了详尽的设想和周密的实施细则。他把这个书面计划跟特委和红军领导人斟酌以后,连夜去上海报送刘伯承,并携带一笔款子购买枪支弹药,为迎接第二次革命高潮作准备。
徐德赤胆忠心,为革命发展描绘出一幅壮丽的蓝图。然而,由于红十四军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强敌的存在,红军组织又不纯,内奸李吉庚、李治平已公开投敌,带领敌人到处奔袭红军。红军疲于应战,终在9月9日于田家铺被敌人打散。徐德只好将购买的枪支弹药转交中央,运往江西苏区。
1930年底,徐德偕同妻子裴韵文到达香港,和蔡和森、李富春、蔡畅等一起在中央香港特委工作。1931年6月,他返回上海,在秦邦宪、刘伯承领导下工作。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徐德看到许多同志被敌人杀害,心情极不平静。尤其是蔡和森的牺牲,更使他痛心疾首。徐德说,自己是个军人,应拿起枪杆子与敌人拼杀。他不顾重病缠身,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到前线去。1932年,他告别了妻子儿女,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在中央军委工作。
这以后,徐德在苏区率领红军艰苦转战,驰骋疆场,最后如何牺牲说法不一。193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奇岳的夫人李盛莲在写给裴韵文的信中说,徐德在安徽苏区遇难。1957年,罗瑞卿致函徐德的女儿徐飞飞(朱斐)说:“据说你父亲徐德同志大约在1934年或1935年在江西赣东北苏区牺牲……直到牺牲时一直总为革命工作的”。“文革”中,有两位担任外调任务的北京军人告诉徐德族弟徐在训:徐德在北上抗日途中牺牲。还有人说徐德被捕后在镇江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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