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成

农家子弟

黄家远祖为南京郊区柳树湾人。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搬江南民户数十万人随军到地广人稀的云南，以追剿元朝残余，巩固边疆。黄家几兄弟就在该队伍中：大哥留在江西鄱阳湖边，其余三兄弟随军队到云南，被安排在临沧坝子屯垦。经过五六百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临沧、普洱的一大姓氏。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江西黄家的一个小伙子黄上达也来到了云南定居，后全家死于清末的民族械斗，唯有长子黄钟祥只身逃出，娶妻欧阳氏，在案板井背矿熬盐过活。1884年，欧阳氏生下第四个儿子，出生时个大、哭声响亮，重四公斤，父亲为其取名黄毓成。

黄毓成出生时，父亲黄钟祥虽然有自己的矿洞和熬房，但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黄钟祥深知，要尽最大的力量供孩子们读书识字，才能走出大山，因此六岁时黄毓成就告别了上山打柴、下河游泳的生活，进入私塾念书。在私塾里，黄毓成读书过目不忘，背诵四书五经时滔滔不绝，教书先生为之取字“斐章”。

1902年，清政府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如期进行，读书人的童生试开始。18岁的黄毓成在县考中考得第四名，到普洱府考后又一举中了秀才。父亲黄钟祥欣喜欲狂，备上厚礼，带着儿子行大礼谢师。其师言：“此子前途无量，但世事不宁，一需习武，二需谨慎。”自此，黄毓成走出祖辈一直居住的大山，来到省城昆明的经正书院。

1903年的经正书院，旧时书生较多，新思想远没有当时的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活跃。于是，黄毓成经常和吕志伊等同学到五华书院参加集会，并偷偷阅读各种革命刊物。在当时，这些言行都被视为是对大清朝廷的不敬，敢出言造反要被捉进大牢，甚至株连三族。黄毓成也曾被同学告密到校方，但校方一追查，总发现是以罗佩金为首——对于这个罗家大少爷，校方要想严处总得先掂量掂量，于是黄毓成常常有惊无险。

后来，罗佩金重阳节“吟反诗”事发，被五华书院开除，离开昆明去了广州。钦佩之余，黄毓成也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罗佩金要“来点硬的”的影响，他也觉得要推翻清政府，才能救国于水火，于是立志弃文习武，将岳飞的《满江红》写成条幅挂于床头，并结交了很多民间练习武术的朋友，习十八般兵器，以图待机报国。

留学东洋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开始作一些改良：洋务运动、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编练新军……在云南则成立了新编陆军第十九镇（师），但却缺乏掌握新式武器和训练军队的军官，政府只好开始向东洋、西洋派遣留学生，并于1904年大幅度增加留学生数量。听闻到要剪辫子到东洋留学生，经正书院只读四书五经的老少书生被吓走了一大半，黄毓成却兴奋不已，多年习武救国的期望即将变成现实，这个从大山走出来的二十岁小伙子顺利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据《昆明历史资料》载：“是年吾滇送日本留学生陆军三十人，师范、政法、实业百余人。”1904年7月初，在著名文人赵藩、陈荣昌的带领下，一群人从昆明出发。10月初，他们抵达日本东京，入振武学校。

黄毓成和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现代知识。有感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乡亲们知识太贫乏，黄毓成多次寄回的包裹都是现代书画。大哥黄毓桂在其支持下，于家乡案板井黄宅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塾，将这些书画做教材用。一次，其母欧阳老妇人看到一些人体生理挂图，被吓得直哭：“怎么我儿子会到这种鬼地方，人没有皮包着，只有一根根骨头……”后来成立的镇沅小学堂，也将这些新书画作为开办新课程的教材。

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黄毓成和大部分云南同学成为了第一批会员。1906年，黄毓成从振武学校毕业，进入日本陆军实习半年入士官学校。这期间，黄毓成所在连队在海滨练习泅渡时，遇到日本天皇的游艇。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些士兵后，天皇下令：“前面岛上有朕的夏宫，能从岸边游到岛上并从东面上岛者有重奖。”黄毓成在波涛汹涌中勇往直前，第一个游到岛上，被侍卫拥着去见天皇。随侍在侧的士官学校校长滨田雄一少将问明其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后，天皇大喜，命左右取八宝指挥刀一把，赐给黄毓成。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指令各学校对中国留学生“一要拉拢二要防范”，以防中国学生学得太好，以后对日本不利，故教学上多有保守。比如在教授机关枪知识时，只教使用，不教构造原理。黄毓成便和同学商量，窃取教官的讲义，连夜传抄，私下学习。按同盟会的要求，黄毓成主攻骑兵，于1908年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回国后，照例进京觐见皇上，统考后再由选派的省份安排工作。黄毓成被调至云南讲武堂担任骑兵科教官，和其他留学的同学（李鸿祥、谢汝翼、李根源、唐继尧、黄毓成、殷承瓛、张开儒、叶荃、赵又新）一起，把日本士官学校中最成功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都应用于教学。

反清起义

黄毓成在讲武堂担任骑兵教官的两年中，整理和编著了《骑兵的训练和战术》和《战马是骑兵的伙伴》等教材。在当时，新式骑兵对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出奇制胜至关重要。由于专注于工作，27岁的黄毓成一直没有成家，其父母曾多次捎信要他回家成亲，他都借故不回，并时时以汉朝大将霍去病的名言“功不成，无以为家”为座右铭，吃住和学员一起，暗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会员。

此时的昆明，新风气渐增，各种新式教育兴起，民间自办报纸陆续出现，革命刊物《云南杂志》在士兵和学员中暗暗传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对云南的震动极大，具有革命意愿的各中下级军官召开数次会议商讨起义之事，同时也依靠士兵中的哥老会组织，动员广大士兵，最后决定于1911年10月31日（阴历九月初九）发动起义。10月30日晚，驻北教场的七十三标因搬运子弹被北洋派的军官发现，排长黄毓英等人率起义士兵将其击毙，提前打响了重九起义的第一枪。黄毓英带领一排尖兵攻占北门，进攻五华山，被阻在山北筑有大碉堡的军械局。该处储备有大量军械弹药，是城中之城，起义军子弹少、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排长文鸿揆身中数十弹牺牲。黄毓成身先士卒，提着讲武堂教学用的轻机枪，用火力掩护冲锋，一面吸引敌人的炮火，一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激烈的战斗在他的军装上留下了六处弹孔。此军装一直保存在黄宅客厅橱柜里，至今仍存。

此时，南边蔡锷、唐继尧、罗佩金统领的七十四标尚未入城，北边起义军弹尽，敌方也不敢出来，双方形成僵持之势。黄毓成、顾品珍奉命带队飞马直奔南边南教场催兵。黄毓成骑着亲自调教的大青马，一马当先。来到南城外的塘子巷时，把守的清军骑兵大喊：“谁敢造反，奉总督命格杀勿论！”要去南教场，这是最近的路，必须冲过去才行。黄毓成一边大喊：“快闪开，我要见你们标统！兄弟们跟我冲过去！”一边扬刀跃马杀入敌阵，挥舞战刀连劈数人，黑暗中只见微弱的刀光剑影，黄毓成的军裤被划烂，小腿受伤。危急间，大青马股部中刀，受惊一跃而起向西狂奔，摆脱敌人后一路奔过金碧路转向大南城，马头撞在城墙上才止住。这些场景，皆为黄毓成将军亲口对其后代所描述。

幸运的是，大南城已被起义军炮兵占领。通过暗号后，黄毓成上城楼见到炮兵营长、老同学刘云峰：“赶快支援北边部队！”但五华山北炮距不够，刘、黄当即决定向总督署开炮。刘云峰亲自测距，按着照明弹的光以督署衙门口的两棵大柏树为目标，三炮三中。总督李经羲大惊从床底下爬起，派兵挖开墙，躲到老百姓家里，命卫队拼死抵抗。之后，军械局、总督署分别被起义军攻占。响了一夜的枪炮声逐渐停息，凌晨，只有士兵们在街上奔跑的脚步声。昆明的百姓按捺不住兴奋，在门缝里、窗户边注视着，胆子大的已经跟在队伍后准备帮忙了。就在五华山后，军械局炮楼下的一条小巷中，一座低矮的四合院大门轻轻打开了，一位中年妇女举着一盏风灯，带着两个女孩，急切地问：“军爷，是不是要打满清、杀鞑子了？”“快回去，有危险！”一位士兵答。“快去把灶上蒸帕包着的那包饼子拿来！”大女儿跑去拿来他们一家一天的吃食。这女人就将那包饼子硬塞在一个拿手枪的军官腰间。小女儿已经十四岁，她永远记住了这一个夜晚——之后，她成了黄毓成将军的夫人。

“大清王朝归西了！从此没有皇上了！起义成功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忐忑一夜的百姓纷纷走上昆明街头放鞭炮，口号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起义军指挥部移上五华山，临时军政府成立。

重庆之战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黄毓成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马标统带，后升任混合旅旅长。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骑兵是战斗力最强、行动极其迅速的部队。后黄毓成所部隶属谢汝翼指挥的援川军，在山地作战中取得很大成绩，对支持地方革命派稳定局势、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援川回昆后，黄毓成受云南军都督府之命，率部于1912年5月开赴贵阳，被北京政府任命为贵州督军府少将参谋长。虽已是当时贵州督军唐继尧的参谋长，但黄毓成缺乏对长官的顺从，性格倔强，绰号“黄牦牛”的他更喜欢和上司唱反调，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于是被唐任命为游击司令，镇守黔东北。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就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12日，袁世凯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慧、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四都督遵令拨兵援川。黔督唐继尧派黄毓成以黔军援川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前卫司令的身份，率混成协一队援川。黄原拟响应讨袁军，及入川而赣宁已败，转而攻熊以自保，并于9月12日率先攻入重庆。9月17日袁世凯通令嘉奖黄毓成，特授勋五位，并任黄毓成署重庆镇守使。

黄毓成一进重庆，即将各要署及繁华街市占据。待王陵基打着“川东宣慰使”旗号赶到，已落后手。他俩位一个外号“黄毛牛”，一个外号“王灵官”，都是刚愎自用之人。川军王陵基部与滇军黄毓成部为争夺重庆市，炮轰山城，后经各国驻渝领事居间调停而停战。袁世凯准署四川重庆镇守使黄毓成辞职，任周骏为重庆镇守使。12月，袁世凯又下令将黄毓成与王陵基交陆军部严议惩处，失去军职，闲居昆明。回昆后，面对滇军上下的打抱不平，黄毓成却很淡定：“为同学义气，为同情反袁，放走熊克武值得！自己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但他同时也深感政治斗争的复杂，毫不犹豫地交出了兵权，辞去军职。

讨袁护国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黄毓成大怒：“决不能让袁大头又做皇帝又卖国！”他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影响力，联络中上级军官多次开会商讨出兵讨袁。都督唐继尧态度摇摆不定，大家一致决定让黄毓成刺探唐继尧的真实态度，促唐反袁。一次在唐公馆，黄毓成与唐继尧商谈时说：“群情激奋，反对帝制呼声很高，我自己愿意领兵出征。”唐父从屏风后走出来说：“黄大哥，你也不为我家想想，我家几代人还没被封过侯呢！”黄扶唐父坐下：“老伯，您是希望儿子做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侯爵呢，还是希望儿子封别人做侯爵？”唐父无言以对。1915年农历十月廿八，黄毓成和唐继尧约好当晚召开会议，听取军官们的意见。会议上争论激烈，主张暂缓出兵以观形势的占了多数。黄毓成非常生气，掏出手枪拍到桌子上说：“今天要么你唐都督决定起义，立即组织行动，要么你就用这把枪把我打死，别无他法！”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唐继尧权衡了各方形势，最终决定起兵反袁。东方发白，黄毓成回到家时，对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逃难的家人说：“好了好了！不用逃了！唐公决定干了，以后的事情还多呢！”政治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结果。逼唐反袁，一旦有失，则身家性命难保。黄毓成在会前已经决定以死相谏，若不成，则家人逃走。这一举动，成就了其“勇气”之称，与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罗佩金的“二气”，一起成为云南“四气”。

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并率军向北、向东进攻。黄毓成任护国军第三军第三梯团长，下辖：第一支队司令：杨杰第二支队司令：叶成林。

黄梯团原来没有基本队伍，是从地方的团*及新募入伍的士兵杂凑而成，并非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在黄将军等的指挥教练下，不久就变成所向无敌的一支劲旅，在滇、川、黔迭树殊勋。不久所部改编为护国军挺进军，3月中旬，黄毓成率部，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李烈钧部张开儒支队、护国军第三军赵钟奇支队、桂军马济部围攻百色，包围龙觐光指挥部，龙觐光缴械投降，通电赞成共和。李文富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

1917年11月，唐继尧组建“滇黔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军长。

四川之战

1923年唐继尧重主滇政，大肆翦除旧人宿将，罗佩金、庾恩旸等均遭杀害。黄毓成自度不免，变服逃往省外。当时杨森当上“督理”，故前去投靠。早在辛亥革命时，黄毓成以滇军梯团长领兵入川，四川军政府派上尉参谋杨森驻黄部任联络，颇得黄器重。尔后杨森在川军第一师任营长，因不听调度，被刘湘把部队拉走。受到第一师通缉的杨森在川立足不住被迫逃往云南依黄毓成门下作食客。护国军兴，黄毓成任挺进军总司令进驻叙府，所部梯团长杨杰兼叙府卫戍司令，黄特派杨森任该司令部中校主任参谋。未几杨杰赴自流井公干，所兼卫戍司令暂交杨森代理，待杨杰事毕返叙，杨森恃黄信任，竟拒不交割，公然放话要杨杰以兼职相让。黄毓成见杨森留在叙府与杨杰无法相处，又修书一封，派人护送杨森去泸州投奔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被赵委为参谋长。

对过去有恩于已的旧上司，杨森执礼甚恭，特设盛宴款待，更重要的是杨看中黄毓成乃滇军名将，以其才干声望，在未来统一川局的斗争中实为不可多得的帮手。黄毓成见杨森如此念旧，认为孺子可教，便慨然谈起自己的打算。原来黄毓成受蔡锷影响很深，素主“联省自治”。他表示愿竭全力辅佐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然后组织“定滇军”在杨森大力援助下打回云南，取唐继尧而代之。

因黄毓成的归来，跃跃欲试的杨森便召集手下亲信将领密议用兵。会上杨森特意把黄毓成向众将作了一番介绍，然后请黄发表高见。黄毓成胸有成竹地提出“远交近攻”之策。见他讲得头头是道，杨森颔首微笑道：“斐公所言，甚获我心。”根据总参谋长黄毓成提出两期作战方案：第一期以突然袭击，各个击破的方针，迅速消灭接壤的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进而消灭陈洪范。整个第一期作战过程应积极展开邓邓锡侯、袁祖铭、刘湘的外交联络，促其中立。在取得第一期作战胜利的基础上，第二期以外线作战，攻取重庆，消灭刘湘，传檄残存各军，在渝召开善后会议，统一川局。

黄毓成知道这些人因过去与刘湘同学兼部属关系，格于情面，不愿跟刘兵戎相见。但事关大计，仍力持已见。杨森也认为黄毓成完全是为向着自己，但一来总觉得刘湘目下实力太小，兴不起什么风浪；二来他自己正在大力培植“速成系”宗派意识，须得顾及多数将领的情绪。究竟联刘打袁或联袁打刘，还是袁、刘一锅端，暂时便被搁在一旁。

会后，杨森发表黄毓成兼领“前敌各军总指挥”，统辖五路大军向刘成勋、赖心辉、陈洪范进攻。后来杨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要对刘文辉开火，黄毓成急忙从资中前线赶回成都，力劝杨森不可轻举妄动，道是：“我军第二期作战行将展开，不宜树敌过多，对刘自乾应予优容，以安‘保定系’诸人之心。”被第一阶段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杨森，连连摆头道：“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刘自乾自己要跳出来挨刀，那就管不到他那么多罗！”刘文辉见势不妙，便决定放弃叙南，同刘成勋经泸州分道荣昌、合江向重庆退却，投靠刘湘。

刘湘此时，知道与杨马上就要公开摊牌，为了拼凑“倒杨联军”，必须将实力居全川第二，拥兵4万余众的邓锡侯拉进来。见面之下，刘湘爽快地开出条件，答应负责补充邓饷弹。在黄毓成苦劝下，杨森对争取邓锡侯也很重视，专派唐剑秋驻邓部联络。但杨自认为胜算在握，对邓锡侯关切的防地、饷款问题始终不作明确表示，徒以口舌拉拢，自然收效甚微。除开邓锡侯，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便是拥兵3万余众的黔军总司令袁祖铭。因为系客军，经费窘乏的袁祖铭最感兴趣的是盐税收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杨森对争取邓、袁原则表示赞成，但要按月划给盐款，则很有些肉痛，故倾向于不作具体许愿。

结果惹的三刘一赖会合之后又联合邓锡侯，袁祖铭。杨森内部分化，主力王缵绪倒戈，大军一败涂地。黄毓成只得只身避往峨眉山万年寺，联军方面首脑人物除刘湘外，对黄毓成都有一定交谊。邓特派熟人去万年寺迎黄下山，共商善后。刚一见到黄毓成提到来意，黄就大骂：“杨子惠孺子不可教！”并当着面把签署命令用的一方翠玉私章锤碎，发誓再不过问川中军政，愿去上海休息。由邓锡侯、刘文辉厚赠旅费，礼送出川。这位“定滇军总司令”借杨森之力，打回云南取唐继尧而代的美梦，终成泡影。

朱德访旧

1957年2月13日，朱德结束了在广东的视察，风尘仆仆地抵达云南昆明。重返故地，朱德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老师和同学。次日，他不顾旅途劳累，会见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鸿祥、黄毓成、叶成林、孙永安等。朱德同志对大家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这次有幸重返云南，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师、同学、同事，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表达的！”会见中，朱德同志还一一询问老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追述往事和故人。后来在当年晚些时候的百花齐放运动中，秉性耿直的黄毓成因言论被划为“右派”，次年因病在昆华医院逝世，骨灰葬于昆明筇竹寺海会塔。

1979年，云南省政府宣布撤销对黄毓成“右派”的处理，恢复名誉，黄毓成将军的一生功绩也得到了证明。

城市建设

闲居期间，黄毓成与罗佩金、王灿、丁祖佑等一批开明人士，于1915年5月初，以“谋都市人民之健康及社会之消防安全”和“注重饮料、脾益卫生、便利人民”为宗旨，积极倡议创办自来厂。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唐继尧的赞同，没过多久，黄毓成又被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任命为云南省水利总裁。最后，由法商海防机械建设公司工程师戴阿尔负责承建整个水厂工程，采用西门子公司的设备。1917年8月，水厂泵房和水池竣工。自来水厂则位于五华山西麓（今华山西路东侧），1918年5月2日正式送水，日供水量1034立方米。在担任水利总裁的两年多时间里，黄毓成大规模加固松华坝水库，又在昆明坝子的东北面疏浚河道，开挖干渠，增加旱涝保收田数万亩。在老家镇沅县，黄毓成拿出了安家费中的三千多银元，号召乡亲修筑引江灌溉渠，至今发挥效益，被称为“黄家大沟”。此时，黄毓成的父亲已去世，三十岁的他想着该成家了。1915年5月，省议会议长李增做媒，黄毓成娶了已故诗人朱筱园的二女儿朱玉芝，在新修建完工的圆通街156号黄宅举行新式婚礼，由云南省督军唐继尧证婚，省内军政文商各界皆到场庆贺，在昆明一时传为佳话。但也有托媒求婚不成妒忌之人，十分反感。此时昆明的民办小报很多，其中一家刊登了一幅漫画：一只黄鼠狼头戴军帽，拖着长尾巴牵着一只戴婚纱的小猪，谓之曰“黄朱联姻”。当时黄毓成的部下，时任滇军营长的张凤春大怒，要带兵查封。黄夫人拦住说：“不必！不必！任其自生自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