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峪村古建筑群

历史

是一座城堡式古老村落，依山傍水，现存建筑大多是明、清之遗构。

郭峪城是为避难自保而修的防御性建筑，修建于明崇祯八年。城中央有防御建筑“豫楼”，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计七层，高33.3米。每层五间;西城门内有元至正年间创建，复修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规模宏大的汤帝庙;还有保存较好的40多幢明清古宅。城墙雄伟，雉堞林立，豫楼高耸，古庙森严，官宅豪华，民居典雅。各种建筑在郭峪村小小的乡间聚落中形成了有机的系统，成为独具特色的北方乡村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碑碣一百余块，不仅文字精美，而且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史实。 历史

郭峪城：据碑刻记载，郭峪村曾在明崇祯五年（1632年）数次被流寇蹂躏，乡人惨遭屠杀，死残八九。明崇祯十一年（1638），村绅为了防御农民起义军，修建了郭峪城。是年农历正月十七动工，十月竣工。城高12米，阔5.3米，城周1400米，城内面积17.9万平方米。城堞450个，东、北、西城门3座，另有东水门1座、有敌楼10座、窝铺18个，转角有木亭。为辅助城墙又增建窑洞，一便居住，一便防守。窑凡三层，共628眼，故名蜂窝城。这些窑洞具有战时贮存军械、粮食、药材和藏兵的功能，比普通民居更具防止火攻的功能，体现了建城者的聪明才智。城墙上置有城防铁炮数十门。城内居民多为明末建筑，城中心建有七层豫楼一座，十分醒目。郭峪城历经300多年风雨，城垣残破，民国年间范月亭任村长时，曾对城墙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维修，维修后，敌楼威严，雉墙整齐，城上四周骑马可通。土地改革时，城窑分给了村民个人。建国以来，村民建房，村里搞公共建筑，拆用城窑城墙砖石，郭峪城被严重破坏。1994年，村里投资30万元，对城东门右侧一段城墙及城上的奎星阁、菩萨阁进行了维修。郭峪城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峪不仅古代辉煌，今天也是晋城市闻名的小康村，工农业总产值7000多万元。近十多年来，全村老年人在苍龙岭开山值树60多万株，受到省、市多次表彰。郭峪人立志大力挖掘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旅游，古村·郭峪将以它独具特色的古代建筑群，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给游人以特殊的、美的享受。自明代中叶至清初的一百多年间，郭峪出过18位举人，15位进士，明清两代，“官侍郎、巡抚抚、翰林、台省、监司、守令者，尝不绝于时。”清同治《阳城县志》称，“阳城地虽褊小，亦旧为人文渊薮。”据统计，阳城历史上曾有123名进士（其中武进士3人），名列山西各县前三名之内,而明清两代有63名进士，为山西省之冠，其中郭峪村竟出了15名。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蔡沾雨撰《郭峪镇仕宦题石记》载：“吾乡自宋元以来，达显无闻，起明成化以迄于今，人文累累，甲第连连。其间乔梓踵荣，花萼辉映，或建牙开府，或畿甸定安；或卿二秋曹，而洗怨泽物；或出入承明，而勋留丹史；或台垣司谏，而山岳震摇；或折冲外台，而宪邦著绩。至说岩公，登庸三事，典载化机，开冀南四百余年未有之会，而文德嘉谟，直绍伊吕。”明代末年，郭峪村有张好古一门三进士，张鹏云一家“祖孙兄弟科甲”。

清顺治丙戌年（公元1646年），阳城县有“十凤齐鸣”，其中就有郭峪村的张尔素，后任刑部左侍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戊戌，陈廷敬考中进士。

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司业，内阁学士，礼部、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刑部尚书，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为官50余年，主持编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鉴古辑览》、《皇舆表》、《明史》、《康熙字典》、《康熙词谱》、《康熙曲谱》、《佩文韵府》等书，晚年手定《午亭文编》50卷。如此说来，郭峪村为中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峪村约建于唐代。据唐代徐纶于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所撰的《龙泉寺禅院记》中记载：“是院之东十数里，孤峰之上有黄砂古祠。时有一僧，莫详所自，于彼祠内讽读《金刚般若》之经。一日，有白兔驯扰而来，衔所转经文，厥然而前去。因从而追之，至于是院之东数十步。先有泉，时谓之龙泉。于彼泉后而止，僧疑之而感悟焉。因结茆宴坐，誓于其地始建刹焉。亦莫究其年代矣。人烟岂夐，基址常存。同灵鹫以通幽，类给孤而建号。东邻郭社之陌，前据金谷之垠，既名额以未标，称郭谷而斯久。”可见唐昭宗以前，这里已有郭姓村舍。郭峪村在明代为里，明崇祯十一年张鹏云撰《郭谷镇重修碑记》记述：“吾乡郭谷，夙称巨镇。聚庐而处者千余家。”可见到明末，郭峪已是一处大镇了。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阳城设十一都，郭峪里属章训都。其时，郭峪包括郭峪上下许多村落，其中较大的有沟底、大端、黄城、大桥、东峪、于山等五六个，而大村中往往又包括一些小居民点，如侍郎寨、黑沙坡等。明清以前的郭峪村，植被丰厚，河清庙古，林木葱茏，真是一处环境幽雅的生息之所。当时许多乡间文人学士在此留下了赞美的诗篇。

乾隆时的郭峪人张文炳有《樊川三首》诗，其一为：谷云低渡水，峰嶂远连天。村径缘溪入，薜萝绕砌穿。绿垂深院竹，红湿一池莲。幽意真殊绝，樊川胜辋川。清乾隆年间黄城村人王炳照（1743—1798）在《龙泉道中》云：一滩高士画，十里野人家。小雨浓桑叶，轻风落柿花。楼危临涧直，塔回出林斜。望望龙泉寺，香灯忆结跏。明代末年，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在陕、晋、豫等地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其中老十三营王嘉胤的一支义军，为筹集钱粮经常滋扰劫掠这一地方。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11年）《山西省阳城县乡土志》载：“崇祯四载，流贼猖狂，九条龙、紫金梁、老回回绰号之渠魁不一。”原文注：“崇祯四年，流贼王嘉印（胤），即九条龙，转掠至阳城，总兵曹文诏击斩之。其党王自用，号紫金梁，与老回回往来阳城间，民被其害。”“五六年间，邑民涂炭，润城都、郭谷里诸乡之杀掠尤多。”《郭谷修城碑记》载：“崇祯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时，突有流寇至，以万余计。乡人抛死拒之，众寡不敌，竟遭蹂躏。杀伤之惨，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变。所剩孑遗，大半锋镝残躯。或杀间奔出与商旅他乡者寥寥无几。”为躲避农民军劫掠，樊溪河谷众多散居的小户迁至大村附近，以加强集体防御力量，形成了郭峪这样较大的杂姓村落。经过明末战乱，阳城四乡村落变得十分萧条。

清同治《阳城县除荒救民碑记》中载：“阳城县前此无荒也，始于闯寇之变，桑田迁易，姜逆继之，蹂躏更多。计明代丁口十万有奇，今虽生聚数年，供者不过两万余，凋敝之象不堪瞩目也。”郭峪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响，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好在郭峪地处关津要冲，恢复生气较快。清初，陈廷敬在《义冢碑记》里说郭峪人“好力作负贩，俗尚俭啬，四方来居者人口日众。”外来人口使郭峪村恢复了元气。郭峪古城堡正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下为求自保而兴建的防御性建筑。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攻打郭峪及修城堡的过程，现存豫楼五层西墙的《焕宇变中自记》碑中，记载得十分详细清晰。该碑高约60厘米，宽约203厘米，是当时村中社首王重新所撰。王重新（1656—1593），字焕宇，号碧山，世居郭谷，后易籍龙庄，然始终居郭谷。七岁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遗橐行贾长芦、天津间，俛拾仰取，不数载遂至不訾……因以渐裕，家声不少坠。”后“以例入太学，可仕，弗仕。力崇俭仆，不事奢靡。素苦服疫，不良於行，或劝其乘肩舆，谢不敢。”生前多所赈济。他在《焕宇变中自记》碑中记载：“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间，陕西反贼王加（嘉）胤在平阳府作乱。总兵牛世威、副将曹文诏领兵剿杀，自霍州山追赶至窦庄、坪上。经过窦庄，有城幸免，贼患坪上，无备被抢。官兵继后追至阳城县圣王坪花儿沟绝路，胤侄将加（嘉）胤捆至军前，请罪投降，牛总兵即将加（嘉）胤斩首。……官兵回省报捷，路由润城、史山，本处乡民疑兵为贼，飞砖乱石拦截阻挡。”

一年之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七月十五日，农民军分两路向郭峪村袭来。中午时分，农民军哨马数匹来到村东史山岭塔堆地哨探，乡民奋力赶杀，探兵逃走。当天，农民军“夜宿于家山、长河、苇町、湘峪、樊山、郭庄等处。十六日卯时，贼仍由两路合为一处，先至吾村东坡。东坡初间拒敌甚勇，渐渐贼来众多，东坡事败。东坡即招讨寨，即今侍郎寨。农民军攻打时，乡民借寨墙作掩护，用自制的神枪火炮奋力还击，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又将寨墙轰塌多处，乡民只好退回寨中。农民军乘势将寨围住，尽管“以吾村坚锐拒敌，现时人心似为可恃也。不意午后云雾弥漫，大雨淋漓，神枪火炮置之无用，人在房上站立不定，虽有智勇无所施矣。贼乃乘雨，一拥前来，四面围绕。一村人民，欲逃无门。以十分计之，逃出者仅仅一二分。馀有逃至山沟野地者，又被搂山贼搜出。”农民军将俘获的乡民集中在一处，逼他们交出钱财，交不出钱财或所交令农民军不满者，均严刑拷打，惨不忍睹。“贼于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将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损人耳目，断人手足，烧人肌肤，弓弦夹腿。火……即有苟存性命者，多半残躯。经查，杀伤、烧死、缢梁投井，饿死小口，计有千余……金银珠玉、骡马服饰，罄抢一空。猪羊牛只，蚕食殆尽。家家户户无一物所存，无一物不毁。”农民军在村中五天，到四月二十日才离开。这五天中，附近的黄城村由于在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已修起一座避难的“河山楼”，此时虽然尚未完全竣工，陈氏合族已将大量物资备于楼内，且有供给充足的水源，以致农民军在围楼十日后仍攻不下而保全陈氏族人800余口性命。农民军离开郭峪后，又进攻周村。因“大雨淋淋，马不能前，周村得以保安，而吾乡不免丧败。”“贼乃复往大阳、马村，所过乡庄，尽被抢掠，裹去男妇无数。人马甚多，夜占四五十村。烟雾蔽日，火光冲天，左右被害无穷”，“独周村保全一城，上佛保全一寨，吾乡保全陈氏（黄城）一楼，余皆破损。”这是农民军第一次攻打郭峪村。同年十月初八日，农民军又“自大阳、马村由长河来吾村”，乡民们见兵已到岭上，能逃的纷纷逃走，不能逃的急忙往煤窑中躲藏，结果“男妇一拥入窑，窑口窄小，踏死九十三口。上佛井则沟窑内亦如此，踏伤男妇五百余口”，情况十分凄惨。这是农民军第二次攻打郭峪村。经过两次教训，郭峪人“闻贼知惧，无处躲避”，一些村民“各家攒钱，造地洞数眼，皆由井口出入，见者以为极妙。”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四月十六日，农民军第三次进攻郭峪。进村后“初不见人之去向，以为奇迹。及搜见一二人，百般拷问，一一引至洞口，贼尚不敢入，先用布裹干草，内加硫磺，人言藏火于内，用绳悬在井中，毒气熏入洞内，人以中毒，不觉昏迷气绝”，以至“北门外井洞计伤八十余口，馆后井洞计伤数十人，崖上井洞计伤数十人，并吾村之藏于炭窑、矿洞者，共伤三百余人，苦绝者数家。”这次，农民军劫走不少钱财。二十日，曹文诏领官军七千，自周村发兵至郭峪，分三路斩杀农民军首级千余，以为得胜，退至周村庆功，犒赏三军。不料，农民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第四次打到郭峪。此次是郭峪遭洗劫中最惨痛的一次，四日中，“杀死熏死尸骸满地。天气炎热，臭气难堪。即有一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症，不拘男女大小，十伤八九。”自第四次农民军劫掠之后，村民“无地可避，每日惊慌，昼不敢入户造饭，腰悬米食；夜不敢解衣歇卧，头枕干粮。观山望火，无一刻安然。”有钱有势人家多避居县城及安定之村庄，而“贫寒者为农事所羁，宿山卧岭，闻风惊走”。郭峪村一片凋敝之象。于是，“吾乡不得已，设处钱粮，东坡修寨”，怎奈“寨工虽完，无险可恃，人心终于不安。”这时，曾任蓟北巡抚的张鹏云“极力倡议输财，以奠磐石之安”，并“劝谕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劫后余生者积极行动起来，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十七日开工修城，由社首富商王重新组织筹资督工。他先自捐银7000两，有钱乡民踊跃筹集白银万两，无钱的以役代捐。不到十个月时间，郭峪城告竣。这一年，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聚集，共商战略之后东征凤阳，然后转战中原。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农民军又一次占据阳城南山，并“在西乌岭口婉子城、阳、沁、济源地方”频繁活动。尽管战争局势紧张，此时的郭峪村人却安稳地居于城中，“虽累年凶旱，未至大荒，衣食犹可粗足。”城墙之功，可见一斑。一城即筑，四方毕固，然“记贼出没始末毕详，且尽藏之箧中。”于是，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正月十五日，王重新与村首们共同协商，“矢力缮修，克成前志”，并请风水先生“考极相方，爰宅厥中”，在村中高地上建起一座与黄城河山楼相似的七层碉楼。楼即成，取《礼记·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之意，名之谓“豫楼”。豫楼“纵二丈三尺许，横五间，四丈五尺。址其深而坚也。层而上之者七次，极澈顶次计八丈。登斯楼也，心舒目行，忽焉若飘浮上腾，以临碧际。”毕其数十里，盗贼无所遁形。郭峪自此可谓固若金汤。郭峪城墙平均高12米，临樊溪河岸则高达18米，周围1400米，不仅是当时附近村镇较完固的防御工事，也是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村镇式古城堡。据有关专家认定，此城高度，比北京故宫城墙还高一米多。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实乃冒天下之大韪之举。由于城墙为宥，郭峪村大户人家所建之宅均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

郭峪村诸庙记

汤帝庙（大庙）：《郭谷镇汤帝庙公约墙碑》载：“考本镇大庙，创修于元季，从未曾设立住持以为焚修，又无地亩以为养赡。因是教读者假为学馆，一时失检，庙被火焚。斯后，至明季隆庆间重修之。除本庙殿宇行廊外，又正殿后创修廊房十间，碑记至今虽存而廊房遂湮没难稽矣。且镇之人每借□庙为公所，径以涂污之物寄放其中，不惟亵渎神圣，抑且作毁之甚也。”清顺治九年（公元1653年）陈昌言撰《郭谷镇重建大庙记》载：“记其制，正殿九间，东西殿各三间，东西角殿各三间，视旧率高五尺，深五尺。殿前石台增以石阑（栏），改其路之旁行者而中之。台下东楼上下十间，西如之。上以便观会者，下以待宾客及居汛扫之人，其中几凳毕具。旧无正门，无戏楼，肇为三门而戏楼在其上。其旁两楼，以藏社物。门外厦五间，其旁两楼以置钟鼓。雕甍绣桷，绚采流丹，神像森严，作礼生悟。”这次重修，首先，再次扩大庙址。全庙上下分成两院，上院较下院高出2.8米。院中铺青砖地面，并在上院前沿修起石栏，中央建石阶上下。建起大门及戏楼，将原有的三合院扩展成为上下院的四合院落。其次，请来道士焚修并管理庙宇。其三，村中共捐集土地近20亩，作为庙产。其中，每年部分收成归为大社，作为春秋祭祀的开销，其余赡养道士。事毕之后，村社还制定管理和维护的措施，以求长存于世。这次修缮扩建汤帝庙，又是王重新出资最多。“此一千八百两之金，君独出七百两有奇，而又辍其家务，昧爽而兴，从事于此。”可惜的是，20世纪80年代，汤帝庙正殿的十间殿宇被破坏，只剩下现存的上下院式四合院了。2000年，郭峪村重依旧制修饰一新。从樊溪河滩西进，入村东门，一路上坡，沿申明亭左转，距汤帝庙约50米时，走出巷子，路面由宽而窄，由缓而陡，气势高大的庙宇雄踞前方高处，尽管用力抬头，也难见庙宇全貌，只看见苍穹下雕甍画桷，如鸟如翚，整个建筑显得庄严肃穆。汤帝庙的正门为三个大门，原在南面，是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扩大范围后建造的。由于这里地势较低，所以在屋下垒起大约2.3米高的大台子，左右有台阶上下。三个大门中，中门最宽，为2米，上挂木匾，书有“汤帝庙”三个大字，上款为“大清顺治九年五月十三日创修”，落款为“施主龙庄里王重新……等同立”。左右大门宽1.2米，西侧门上额书“广福门”，东侧门上额书“崇善门”。梢间做成影壁墙。厦廊前檐柱上有斗栱。汤帝庙正中门厅上的戏楼，宽5米，进深5.6米，歇山屋顶，斗栱层层出挑，翼角高翘，色彩绚丽。左右次间的楼屋是戏楼的后台及化妆室、道具间，不演戏时存放社事用品。化妆室戏楼的乐台，宽2.3米，进深2.2米，再外便是钟鼓楼。下院的东西楼为两层，五开间，有前廊。楼的下层为道士宿舍和客房，演大戏时，楼上为女眷的看楼。从下院到上院，清顺治前只有东西厢前的台阶可上下。顺治九年（公元1653年）修缮重建庙宇时，“改其路之旁行者而中之”，在正中修起台阶，台阶上端左右有两个石狮托举着的香炉。石狮雕工精湛，眼球用铜铸成，活灵活现。汤帝庙正殿九开间，单层，高9米，进深6米，宏大而神圣，村人因此把汤帝庙叫做“大庙”。九开间的大殿已经“逾制”，于是村人将其隔成三座三开间的小殿，正中三间供汤帝。正殿左右各三间耳房。东耳房供送子观音及高禖神，西耳房供关帝，关平、周仓侍其侧。上院东西为三间配房，有前廊。由于汤帝庙中供奉着汤帝、关公、土地和高禖神，平时庙中也有来还愿的，所以香火总是不断。

文庙

在郭峪城西墙根、汤帝庙东北角处，原建有樊溪河谷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文庙。初为里馆故墟，规模较小，明崇祯时，“焕宇王君议诸绅士而居馆墟建庙焉。”经重修、扩建后将等级提高，可惜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彻底毁除。据当地百姓介绍，郭峪的文庙在20世纪40年代末土地改革时略遭破坏，但房屋还基本完好。到60年代初，由于一位人民公社武装干部建私房需要几根大木料，便擅自将文庙大殿拆毁。到80年代初，又一位人民公社干部为家中建私房，便循例使权，将庙宇彻底拆毁，取走木料，庙内上百块石碑也全部被取走私用。

白云观（石山庙）

汤帝庙、文庙之外，在郭峪村东面苍龙岭脊的峭壁悬崖上，有一座白云观，当地俗称石山庙。旧时有人说：“三晋两大奇，北有悬空寺，南有石山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清康熙 文庙 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补修白云观记》载：“御题‘午亭山村’之东为苍龙岭，邑之巨观也。石笋峙其上，清泉涌其下，在堪舆家，有龙角龙涎之论。或又云：神龙之首不宜见，必筑观于巅，庶合堪舆之象。’观成，以‘白云’额之，此白云观之所由肇也。”其创建年代无考。白云观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共有三院。第一座山门门屋为倒座殿三间。像汤帝庙一样，门前是宽大的石砌高台，有三个大门。从中间大门进入，即为戏台明间的底层，并不直通院内，而是在戏台下分开向左右转弯，从次间出来进入第一进院。配房内供奉着黑虎和灵官，代替惯常把门的哼哈二将。两边厢房各为7间，为庙中的碑廊。据传说，当年碑廊中有各种碑约50块，分别记载了郭峪里的情况和建庙的缘由等等，可惜这些碑已在文革期间全被毁坏，一部分用来烧石灰，一部分则成为建房的石料。第一进院与第二进院之间约有2米高的高差，沿台阶而上，穿过二山门到第二进院（即中院）。二山门东侧为钟楼，西侧为鼓楼。钟鼓楼均为方形平面，上下两层，攒尖顶。据说钟楼里的钟专为定更使用，个头很大，在建楼之前先吊好钟，再建楼。中院的大殿为三开间，用槅扇分隔为前后部，前部是供天官、地官、水官的三官殿，有神像。东西厢房供道士居住使用。第三进院即上院，正殿三开间带前廊，为三教堂。上院的东配殿为阎王殿，西配殿为七龙殿。在院子正中，有一拔地而起的原生岩石，高约4米，直径约3米，称为“山上山”，其上建有约1平方米的全琉璃小庙一座，小巧玲珑，璀璨夺目。小庙内供玉皇大帝，称“玉皇阁”。在上院西配殿北侧，另有一块天然岩石，呈长方形，高约1.2米，人们说这是龙脚石。旧时，樊溪河谷中的寺庙以白云观最大，风景最佳。年时节下，附近村民均要上山进香。尤其是每年六月初六至初八的庙会，人们在此唱戏欢庆，祈祷平安，热闹非凡。可惜的是，今天的人们再难以见到这种情景了。

文峰塔

白云观以西偏北，松岭之巅，有一座9层砖塔。

《郭峪村志》载，此塔“建于唐贞观年间”，据说当初有此年号的石匾。塔呈六角形，为简体结构，中空，搭木楼板，有梯可上至塔的第五层。此塔初为补文运而建，故名文峰塔。后来人们发现，塔身呈暗红色时，天就要下雨，若变为灰红色，天就放晴，于是人们又称之为“晴雨塔”。塔院内仅有一间仓喆神殿，与文峰塔相配。塔院门上原有块青石匾额，上有后人仿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隶书写的“大芳诸”三个字，书写时间为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夏。在塔院内的东墙上，原镶有一块长约165厘米，宽约66厘米的大青石。据传说，游人只要用手在大青石上按几下，再将耳朵贴近，即可听到凤凰长鸣之声，因此，人称此石为“鸣凤壁”。由于东山对峙着翱凤岭，于是这里便成为郭峪又一景，当地有谚曰：“东山鸣凤壁，西岭凤凰巢。金谷非俗地，代代佐君劳。”“文化大革命”中“破旧立新”，塔及庙均拆毁，成为郭峪村史上又一憾事。2002年，郭峪村重修了白云观；2003年，九层晴雨塔也耸然而起，昔日风华又现樊溪河谷。除此之外，郭峪村尚有吕祖庙、文昌阁、西山庙等道教庙宇多处，可惜今皆无存。我们进身樊溪河谷，站在郭峪古堡前咀嚼历史，陡然发现，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景点，更是明清时期北方农村文明的代表，研究它，就可以了解这片土地上半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史。因此，郭峪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特色建筑

现在，郭峪村保存较好的古住宅近40幢，其中明代住宅十几幢，清代住宅二十几幢。尽管许多宅子历经几百年风霜战乱，有些已破损，有些已倒塌，但仍可以从那砌筑的挺拔的磨砖对缝的高墙、气势不凡的一幢幢宏丽的门楼、粗壮的梁架以及各类雕饰细巧和手艺高超的木雕、石雕中看到当年辉煌的印迹。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这些住宅大都采用砖木结构。一种为全部砖墙参加承重，另一种则全以木料为承重构件。承重的墙，墙体很厚，通常均在70cm左右。为节约用砖，墙的内外皮用好砖砌上一层，有的全用顺向砌法，有的隔行改为一顺一丁或三顺一丁的砌法，内部则填入碎砖及黄泥。为了墙体结构牢固，有些建筑还在墙内砌上小木杆，使内外皮砖墙相互拉结。由于外表为整齐美观的砖墙面，人们习惯上称这种房子为“砖包房”。采用木柱承重的建筑，砖墙多为空斗墙，包住木柱。不论砖包房还是木柱承重，建筑上部均为抬梁式木结构，用排架组成若干间单的房屋。住宅的基本型制是内院式的，由三幢或四幢三开间的单体房屋合成三合院或四合院。院落大多座北朝南。一般的住宅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主宅院，二是附属院，三是花园或菜园。主宅院是家庭主要成员的院落，为招待宾客，院中常建有厅房，兼作主人的书房。有的讲究气派，则专设厅房院、书房院，所以主宅院可能包含两座甚至三座院落。如前街东侧的王维时住宅，东西两座四合院并列，东院为屋主家庭居住，西院为待客用，两院相通。此外还在前街西侧比较宁静的地方辟第三个院为书房院。附属院包括厨房院、马房院等，位于主宅院的左右或背后，有自己独立的大门，也有与主宅院相连的小门。许多老宅都有园地，供种花或种菜，地段很不规整，有的还是剩余的房基地，有的专门占一块适宜的地段，并不都与住宅相连。四合院是郭峪村及其附近村落中运用最多的一种住宅空间型制，即中间为院落，四面有四个大房子，四角还有八个小房子，其中厢房两边的小房子被楼梯占用，只在二层搭成出厦，这种房子称为“四大八小”。四合院虽是独家居住的理想居所，但小户人家建一幢四合院并不容易，于是有几户不同姓氏的人凑钱合建的。郭峪村东北部“塌城口”处就有两个这样的大院。比四合院规模较大的还有两进式四合院。第一进院上房为接待和礼仪性的厅房，单层。第二进院上房为二层或三层楼房，形成前厅后楼的格局。厅房为穿过式，又称过厅，后壁正中有门通后院。一般厅房及它的厢房均出前檐廊，厅房用头栱，饰彩绘，规格比后院上房高。有些厅房和过厅前有月台，如侍郎寨的侍郎府。郭峪村曾有7幢两进式四合院，现在仅存陈（廷敬）家老宅（今称‘老狮院’）等3幢比较完好，两幢仅剩前院，一幢已无厅房。此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群组式住宅。这些群组式住宅由几个院落组成，大致分以下几种：其一，不考虑分居的数世同堂住宅。如郭峪村张鹏云的老宅院，曾是一组六个院落组成的住宅群，除了三个主要用于居住的院落，还有专给未嫁女儿住的小姐院，待客的厅房院、厨房院，还有用于储藏和伙计住的杂务院，以及菜园兼花园等。其二，考虑分居的，由若干个相似的单元组成的住宅。如位于窦家胡同北侧的窦家大院，将四幢四合院组成紧凑的“田”字形平面，每幢住宅大小相等，布局一致。四院之间，有一条前后纵向巷道将它们分割成左右两部分，每侧前后两院，都向巷道开门，院之间有相通的小门。这种布局很象棋盘，叫“棋盘院”。巷道如楚河汉界，被称为“河”。“棋盘院”四周方正，外墙高大封闭，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可关闭巷道大门躲入宅中，可惜窦家大院已毁，仅剩其中一个院落。其三，商人们将一些南方的园林式格局做法移到自家宅院里来，建起园林式住宅。如郭峪村北门外三槐庄的陈家花园。这组建筑居住部分在坡上部，院内有居室、轩厅、书房、望景厅、眺台及厨房等，俗称上花园，大门已毁，二门门额为“麟图衍庆”，“岁次己未蒲月初三日题”。坡下，靠河滩是以树木花卉为主的园地，俗称下花园。花园隔樊溪对着苍翠秀美的松山，园门题额“拱翠园”。上下两园地势高差很大，有层层错落的台阶转折上下。村人传说，花园的书厅最早是陈廷敬的曾孙陈法于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