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

经商之道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激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用人之道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 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剧中潘为严原型），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

治家之道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 面 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 子孙贤，族将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为人处事

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孙， 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这时“在中堂 ”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由于他善于谋划和经营，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 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格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