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求学时期
清道光八年(1828年)深秋,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
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月)初,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4月12日,到达纽约,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道光三十年(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咸丰二年(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咸丰四年(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投身洋务
容闳最先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咸丰十年(1860年),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冒险前往天京(今江苏南京)考察。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并表示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洪仁赞成其建议,但碍于形势,无法实行。但“未敢信其必成”,对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坚辞不受。
同治二年(1863年),到安庆谒见曾国藩。同治三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次年回国。所购100多种机器,成为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曾国藩遂保举容闳以五品候补同知衔,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容闳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同治五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同治七年,容闳上书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文祥,提出四条建议。同治九年,容闳又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获准,陈兰彬、容闳分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容闳在沪、粤、港共招生120名,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4年间,每年派出30名赴美留学。
1875年(光绪元年),容闳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参与维新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年(1882-1894)又侨居美国。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通过关系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从1896—1898年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正式开始。9月21日,维新失败。容闳冒险潜逃出京,避居上海租界。
走向革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
宣统二年(1910年),邀孙中山赴美会谈,表示支持革命。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12月19日至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
主要作品
个人著作
《西学东渐记》,原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书中记录了清末官派幼童留学美国的始末,也回忆了作者坐言起行,心怀天下,劳碌奔波,实践教育救国,投身维新改良运动的传奇经历。从《西学东渐记》附录和传记资料中,人们更可以看到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容闳,晚年如何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彻底转变,支持和参与孙中山先生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因此,《西学东渐记》堪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
《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并收入《走向世界丛书》。2012年以《容闳回忆录》之名问世。
贡献影响
主要成就
促成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的设立
同治四年(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李鸿章以4万两白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以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
组织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
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获得朝廷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人物评价
《容闳评传》(作者:陈汉才):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自幼至青少年时代,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后留学于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为了使“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祖国。他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积极从事社会改革活动,向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主张,竭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教育事业和实业,提出了发展中国近代铁路、水运、矿业、商业、建立国家银行的美好蓝图,后来又投身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又支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杜吉尔(牧师、容闳美国的朋友):他所做的一切,饱含着他对祖国最真挚最强烈的爱——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从头到脚,每一根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他信赖他,确信他有远大辉煌的前程,配得上他那高贵壮丽的山河和他那伟大悠久的历史。
《容闳传》(刘中国、黄晓东):“胸怀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谋求中国的复兴与富强。”“愈挫愈奋,爱国之心,坚如磐石,百折不挠,九死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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