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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案

时间:2024/11/24 22:56:17 15200票数:31投他一票#日剧#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派出3000军士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都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清朝政府随即又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废除。

    详细介绍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都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人物生平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为了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谭氏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诗作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山水诗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抒发了他冲破网罗、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诗风恢阔豪迈、刚健遒劲,所谓"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入狱时有诗一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谭嗣同全集》。

    康广仁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赀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戒(不)缠足(脚)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主张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顽固守旧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培养维新人才,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1898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

    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

    杨深秀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

    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杨锐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

    相关事件

    杨锐、刘光第

    杨锐,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被陈宝箴推荐,与谭嗣同、林旭、刘光第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失败后被捕,与谭嗣同等(总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著作有《说经堂诗草》。

    刘光第于变法前夕从天津经水路到福建,回武平湖杭村故里拜望刘氏宗亲,历时一年左右,系四川与福建刘氏在两百年之后互通往来第一次。其后从福建返京,参与变法,慷慨就义。京城四川父老收其尸,运回富顺县,埋葬于富顺县山中,后转葬于富顺县烈士陵园,有塑像。赵化镇现存光第中学,纪念客家英雄。

    杨锐及刘光第乃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慈禧太后的助手荣禄亦恨他们最深,自然要求慈禧太后最先拿下他们。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舍作为寓所。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谭嗣同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谭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援,杀荣禄、囚慈禧,不料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想像汉朝张俭一样,四处望门投止而连累志士与好友。他亦希望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故一心求死,拒绝逃亡。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林旭

    戊戌变法失败被捕,与谭嗣同等(总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著作有《晚翠轩诗集》。妻子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的孙女、才女沈鹊应,在林旭就义后,服毒自尽。

    林旭于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最后惹至慈禧太后大怒,被掷入黑狱。

    康广仁

    他认为八股文有害人才的发展,因而每次应试都放弃作答,20岁后曾在浙江当小吏,其后曾当保甲差、文闱差。在戊戌变法中,康广仁劝其兄康有为:“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又在致何易中的信中指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康广仁为康有为之弟。康有为及梁启超逃亡时来不及通知康广仁,最后康广仁在南海会馆被捕。康广仁虽在戊戌变法中只负责办报,但因为是康有为亲弟,所以慈禧太后要以弟代兄罪,送了康广仁到菜市口。

    变法失败,六君子下狱论死,广仁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

    杨深秀

    12岁:录为县学附生

    光绪8年:张之洞聘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院长

    光绪15年:进士,当上刑部主事,累迁郎中

    光绪23年十二月:东道监察御史

    光绪24年正月:因为俄罗斯要求中国割让旅顺及大连湾,上疏请联合英国、日本拒俄,那时的人都知杨深秀国学根底深,却不知他也明了世界局势,均感惊服。

    光绪24年:戊戌变法:

    1.和徐致靖先后上疏请更改文体,不采用八股文。被盈廷、礼部尚书许应骙多番阻挠

    2.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皇室游历各国、派遣留学生等建议,均采纳。

    3.面试京朝官,每日见20人,试用当中人才,罢免老庸愚不通时务的人,引起不满。

    4.帮助、赞扬实行新政者,为他们上书或辩白,如湖南巡抚陈宝箴被守旧党弹劾,为他剖辨。

    光绪24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夺回政权。其后杨深秀诘问皇上被废的原因,要慈禧撤帘,当然是螳臂挡车,下狱。

    杨深秀于五人下狱后,感五人年轻有为,不应就此死去,于是为五人向慈禧太后求情。杨深秀正直不阿,竟演变成要求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光绪帝的争论,最后亦为此陪上性命。

    个人名言

    谭嗣同:1.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2.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林旭《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思。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年9月24日),林旭被捕入狱。这首诗是林旭在狱中写给谭嗣同的。

    康广仁: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人物影响

    (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2)爱国救亡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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